曹長青：從女童割喉案看死刑存廢

想想: 本來我是支持廢死的，主要理由是死刑犯的問題大多是整體社會造成的，把罪推給死刑犯，是除卻社會應有的責任。讀到這篇，或許需要調整：恐怖主義式的殺人不可原諒及寬待，它是獨特的殺人類型，除了唯一死刑，沒有別的選擇！不然，我可能也是偽善。但是，假如加害者是被鬼附呢? 我們還要給他唯一死刑?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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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長青：從女童割喉案看死刑存廢

近日台灣發生的女童被割喉案，使死刑存廢問題再度成為焦點。最新民調顯示，84%的台灣民眾不贊成廢除死刑，贊成的僅有8%。去年六月的民調，82%不贊成廢除死刑。這次增加了兩個百分點。

台灣（還有日本、南韓等）跟歐洲不同，多數民眾贊成死刑，認為這能體現司法正義。但仍有少數人主張廢死，跟歐洲的輿論類似，認為廢死才更人道。

那麼哪一種說法更有道理，哪一個更體現人道原則？

無論是台灣、歐洲、還是美國，全球反對死刑者的理由大同小異，主要有五個方面。但如果從基本邏輯、常理、常識來評判，他們的理由多是經不住推敲、站不住腳的。

反對死刑者的第一個理由是：法律規定“不可殺人”，如以“殺人”處罰違法者，是自相矛盾。意思是，罪犯殺人不對，但我們也沒有權利剝奪別人（殺人犯）的生命。生命是神聖的，每一個生命都值得珍惜，誰也無權剝奪。由此為反對死刑奠定理論基礎。

但這個理由實在不堪一駁。常理和法律所指的“不可殺人”，當然是指：1，不可“首先”殺人；2，不可殺“無辜”的人。在法治社會，法庭判決的殺人，不是發生在“個人之間”的相互報復謀殺，而是代表公權力為受害者伸張正義，懲罰殺人犯。這兩個表面看都是“生命被結束”，性質卻完全不同：一個是殺害無辜，一個是公義處決罪犯。首先（主動）屠殺無辜的罪犯，其生命的價值和無辜受害者絕不是等量齊觀的。

反對死刑的人，往往強調那個殺人犯的生命多麼寶貴，而不最看重那個被害者的生命。他們用兩個生命同等重要，來抹殺兩個生命的不同價值和意義。事實和常理是，當那個兇手這樣把女童割喉之后，他的生命和價值就絕不能再跟那個女童等量齊觀，絕不具有相同價值！這是最重要的一點！如果再把兇手的生命跟女童的生命，以及跟其它人的生命等量齊觀、視為同等，並因此對凶手不做嚴厲的懲罰，那就沒有司法公正，是對生命價值的踐踏。而沒有司法公義和公正，就不會有真正的人道！

另外，如果“不可用結束生命的方式對待殺人犯”的邏輯成立，那麼監獄也不能關押罪犯了。因為同樣可用“不可剝奪他人自由”的邏輯來狡辯：“雖然犯罪分子剝奪無辜者的自由或財產（強姦，搶劫等）是錯的，但其它人卻沒有權力剝奪搶劫/強姦者的自由。”如此邏輯成立的話，這世界就沒有司法、沒有原則，更無正義可言了，整個世界就徹底亂套了。

那種“誰都不可殺人”論調錯誤的根本點，是模糊公權力判決和個人犯罪之間的界限與性質。西方和東方的左派們（很多是偽善者），總是為了站道德高地、唱政治正確的高調，尤其是為了顯摆他們多麼人道，而拋棄最基本的邏輯常識。他們對罪犯的同情，往往超過對遵紀守法的無辜者的同情。這是最顛倒價值、攪亂世界的惡行！

事實上，只有保留死刑，使罪大惡極者（如台灣割喉兇手等）受到公義處罰，才是保護無辜生命的重要法治手段和公義原則，才是真正人道的體現。

反對死刑者的第二個理由是：現代刑罰應重在教化，而不是報復；不能“以暴制暴，以死止死，冤冤相報”。

與前述類同，“罪犯殺害無辜者”和“法律判決罪犯死刑”是兩個概念。在私人之間才存在“報復”“以暴制暴”“冤冤相報”；而在法治社會的法庭審判，既不是個人對個人，也不是陪審團對個人，而是英國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早就闡述過的，人民為自保而授權（通過契約轉讓）成立政府；所以法治政府的法庭，是人民授權，是民意體現。它不再是個人（私人）對他人的“報復”，而是民意對罪犯的公義審判。一個是犯罪，一個是遏制犯罪，兩個價值相反的內涵。偽善者、反對死刑者的最大錯誤就是攪糊概念、顛倒價值。

台灣前警政署長侯友宜反對廢除死刑，他有一個充分的法律專業理由。他說，社會大眾看殺人案件，多是照片和資料，然后多是兇手告饒，甚至悔恨等場面。但他看過很多殺人現場，感受就很不同。他說，例如台灣著名的陳進興殺人案，侯友宜作為警政人員看過那三個無辜者被殺的現場，痛感慘不忍睹。后來他跟陳進興交談過，陳犯對自己殘忍地把外科整形醫生夫婦和護士等三人殺害一事，談起來津津有味，連說帶笑，毫無悔意。侯友宜當時的感覺，“兇手不是禽獸而已，簡直是妖魔了”。而主張廢除死刑的人，看不到這些，只是看到殺人犯后來長年累月（死刑執行很慢很難）的求助形象，而沒有看到他們殺人時那種凶殘，因而就感情用事地同情那個把別人的生命殘忍剝奪的罪犯，強調其生命的寶貴。侯友宜把它稱作“感受的不平衡”。他引述民調說，在台灣，司法人員贊成死刑的比例最高。因為他們辦案、接觸得最多，感同身受最多。所以，必須保留死刑，執行死刑。這是司法正義，不是“報復”“以暴制暴”。

反對死刑者的第三個理由是，死刑起不到殺一儆百的作用，犯罪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而且他們尤其願意強調罪犯以前的挫折經歷等，來替罪犯辯解、釋罪。

死刑有沒有“殺一儆百”的作用？從常理來看，當然會有。中文自古就有“殺人償命”的說法，這個“償命”當然會對謀殺者起到心理遏阻作用；也就是說，你殺人，等于殺你自己！這給欲殺人者只有一個極小的縫隙：僥幸不被抓住，否則你就償命。這種概念深入人心，當然遏阻殺人行為。

美國很多學者研究指出，死刑對遏阻謀殺犯罪具有“很強的嚇阻力”。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資深研究員David Muhlhausen曾就此在參議院司法小組聽證會做了“死刑嚇阻犯罪、拯救生命”的證詞：九十年代美國Emory大學的Paul Rubin等三名學者，對美國三千個城鎮20年間的犯罪數據研究展示，平均執行一次死刑，可挽救18條被謀害的人命。

在美國，即使反對死刑的學者也承認，死刑有遏阻謀殺的作用。上述三名學者之一的Joanna Shepherd教授就是反對死刑的，但他2005年發表的研究報告也指出，1977至1996年，在美國每年處決九人以上的州，死刑才有嚇阻作用。意思是說，死刑執行的太少，阻遏作用就降低。因為殺人者在僥幸不被抓住的同時，又增加了一個即使被抓住也很可能不被處死的第二個僥倖心理，因此殺人案增多。

這次台灣發生女童割喉案后的民調顯示，有79%民眾認為執行死刑對防止重大犯罪有幫助，15%民眾則認為無幫助。前警政署長侯友宜不僅贊成死刑，而且特別強調，死刑對遏阻犯罪絕對有作用。他的博士論文就是寫這個主題。

另一顯而易見的常識是，死刑不僅可以殺一儆百，遏阻謀殺，而且確保殺人犯再無機會殺人；否則一旦越獄（美國和墨西哥近期有三個殺人犯越獄）或被特赦而重返社會，就可能再殺人（罪犯中慣犯的機率很高，而且多是犯同樣的罪）。

反對死刑者的第四個理由是：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一旦誤判，就無法補償。可以說，在所有反對死刑的理由中，只有這一條有可站住腳的道理，也是廢除死刑呼聲中最能說服人的理由。但現在的情況是，由于DNA等多項新科技檢驗技術的產生，發生誤判的可能性在司法健全的國家已降到微乎其微。像在美國，自1976年最高法院裁決恢復死刑（1972年高院曾判死刑違憲）以來，至今40年，只有75人被聯邦法庭判處死刑，其中只有3人被處決。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的凶手被判死刑如執行，是2001年911恐怖襲擊后（聯邦法院）的第一例。上一個被處決的是1995年炸毀俄克拉荷馬州聯邦大樓、造成169人喪生、680人受傷的恐怖分子麥克維。

在美國，死刑犯的平均上訴期（重新審理等）高達20年！說明美國對死刑謹慎到幾乎不用的地步。生命當然是寶貴的，但如果走極端因噎廢食，徹底廢除死刑，就必然導致罪犯因不擔心償命而去殺人。美國的做法目前仍可謂樣板：既不廢除死刑，但又非常嚴格謹慎實行。

像這次台灣發生的駭人的女童割喉案，根本不需DNA檢驗，因為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的，女童的母親就在現場，還有路人親眼所見，可謂證據確鑿，不存在任何冤案、錯判的可能。設想如果台灣廢除了死刑，像這樣公開行凶的惡性殺人犯，就會逃過一死，那麼司法公正在哪裡？人道又在哪裡？

反對死刑者的第五個理由是：廢除死刑是世界潮流，聯合國193個成員，已有97國完全廢除死刑（58國仍保留死刑）。且不說潮流未必正確，事實上這個“世界潮流”說法也並不准確。從英、法、德、加拿大等廢除死刑的主要西方國家來看，這只是一些左傾分子（包括法官、媒體、政客們）在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驅使下硬性修改法律的結果，而並不是主流民意。

例如加拿大1976年就廢除死刑，但2012年（多倫多星報等所做的）民調顯示，在廢除死刑40年后，61%的加拿大民眾認為，被判謀殺罪者應被處死刑。

在英國，2011年（Angus Reid所做的）民調顯示，65%的英國人支持對謀殺罪恢復死刑（28%反對）。男性和年紀超過35歲的受訪者更傾向恢復死刑。

歐洲最左國家之一的法國，1981年就廢除死刑，是當時的左翼總統密特朗和更左的司法部長巴丹戴爾根據所謂“哲學信念”而強行廢除的（后被寫入法國憲法），根本不是主流民意。當時多數法國人認為死刑是合法、必要和有效的。直到現在法國還有42%的人支持恢復死刑（反對者52%），巴黎《查理周刊》被恐怖分子襲擊、巴黎大屠殺后，法國人支持死刑的呼聲更高漲，右翼領導人也公開呼吁恢復死刑。

作為西方保守主義主要陣地的美國，主流民意一直支持死刑。1994年達到高峰，80%的人支持死刑。之后雖然反死刑運動不斷掀高潮，但2011年盖洛普的民調是：反對死刑的美國民眾只有35%。

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曾精准地指出，“人類的所有災難都來自歐洲大陸。”共產主義從俄國輸出，兩次世界大戰由德國發動，斷頭台是從法國開始。這些烏托邦和暴力哲學害苦了世界。今天，廢除死刑的左派幽靈，又是先在歐洲徘徊。但在亞洲國家，理性和常識占了上風，多數人民對歐洲左派的廢除死刑缺乏興趣。

例如在南韓，2009年的民調顯示，66.7%的民眾支持死刑。近年更高，多達83.1%的南韓民眾贊同死刑（反對的只有11.1%）。

在日本，支持死刑的比例更高，2010年的民調，85.6%的日本民眾支持死刑，比之前的任何調查結果都要高。

在台灣，過去四分之一世紀的所有民調都是多數民眾支持死刑：1990年是75%， 2001年79%，2006年76%，2008年79.7%，2010年74%，2013年初公布的最新民調，支持死刑的比例達歷史新高：91%！

台灣跟歐洲國家更不同的是，知識菁英（包括法官等）80%以上支持死刑，只有15.9%贊成廢除死刑。

雖然聯合國超過一半國家廢除了死刑，但需指出的是，目前全球維持死刑的國家占全世界人口的65%，近三分之二！盖洛普2014年做的全球性民調顯示，超過半數的受訪者贊成對殺人犯執行死刑。

美國研究死刑問題的知名學者、紐約法學院教授Robert Blecker的觀點很有代表性，他指出，對那些有意大規模殺害平民的罪大惡極者（比如炸毀俄克拉荷馬大樓的麥克維，波士頓炸彈案的查納耶夫等）必須判死刑。對他們處罰的痛苦度必須跟罪行成比例，他更正確的話是：讓犯下如此恐怖罪行的罪犯活著是不義的！

Blecker教授之言，源于先人的智慧。最強調個人權利、奠定當代憲政民主地基的17世紀英國思想家洛克早就提出，“殺人犯損害的生命無法彌補，所以處以死刑是符合自然法的。” 德國哲學家康德也持類似看法。而人類的一切法律都是從自然法演繹、延伸而來的。所謂自然法，其實就是常識法、常理法。美國刑事案件都是由12個毫無法律專業訓練的普通人作為陪審員裁決，就是信賴多數普通人的常識（常理）判斷，而不是一個專業法官。所以廢除死刑，是違背人之常理和常識的，是違背人性和人道的，其本質是偽善。而世界上的一切災難，都是從“偽”開始的。

2016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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