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視、趨利、在壓力下只顧眼前，這是人性常態，更不說，當自身利益重大時，怎會去管他人未來的死活？在這樣的混濁世界裡，隨波逐流的人會比保持清醒的人多而又多，發生戰爭的機會很大，最後，物極必反，那些短線的江湖利益，終究要償還的。這是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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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ick McGee：《Apple in China》
Tim Cook 即將結束他擔任 Apple 執行長的輝煌任期。這位言談溫和的營運專家完成了近乎不可能的任務：他接替了充滿遠見的共同創辦人 Steve Jobs，將 iPhone 從一種文化現象轉變為強大的財務引擎，並將公司打造成市值 4 兆美元的巨頭，在過去 15 年間，其市值平均每天成長 6.82 億美元。就投資者關心的指標而言，Cook 先生無疑是一位搖滾巨星。
但若從美國歷史的長河來看，他的遺產則顯得更為複雜，因為 Apple 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他將公司幾乎所有的製造業務整合到中國。其影響深遠。在 Cook 先生的領導下，Apple 在中國中產階級的崛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並以足夠低的成本大量生產 iPhone，使得大約一半的美國人都擁有一支。他的選擇也大幅提升了中國的經濟地位和技術實力，以至於其日益專制的領導層現在將自己視為美國強大的競爭對手。
如果習近平主席的帝國主義本能消退，庫克先生將因協助將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帶入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而被銘記。如果中美之間的緊張局勢持續升級，特別是如果北京兌現其攻擊台灣島的威脅，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且恰好生產了全球絕大多數的半導體晶片，庫克先生將會被以不同的方式銘記。他將不僅是一個揮霍了公司未來的人（因為公司仍高度依賴中國），還是一個將西方的技術實力拱手讓給其最大威脅的人。
歷史可能是一位殘酷的編輯。想想傑克·威爾許（Jack Welch），這位長期受人崇拜的奇異公司（General Electric）執行長。在他於 2001 年結束的二十年任期內，威爾許先生為股東贏得了驚人的 21% 年化報酬率，僅略低於庫克先生，並被《財富》雜誌譽為「世紀經理人」。他進軍金融工程的舉措曾是華爾街的傳奇，直到金融危機揭露了這家公司已被掏空且過度槓桿化。到了 2009 年，奇異公司正乞求政府支持的資金注入；其股價暴跌了 85%。2022 年，作家大衛·蓋萊斯（David Gelles）將威爾許先生重新定義為「破壞資本主義的人」。
庫克先生於 1998 年加入蘋果公司擔任營運資深副總裁，並迅速改革了蘋果的製造策略，轉而依賴海外的廉價勞動力。透過掌握流程而非擁有工廠，蘋果可以在將製造風險轉嫁給供應商的同時，保持對生產的控制。庫克先生還從應用程式開發商手中奪取權利金，並進軍串流媒體和廣告領域，這些都是「服務」推動計畫的一部分，其利潤是蘋果銷售硬體的兩倍。年復一年，庫克先生消除了蘋果業務中的微觀風險，使其財務狀況更加平穩且可預測。但與此同時，他卻對宏觀風險視而不見，就在這個威權國家正轉變為美國最激烈的對手之際，他將蘋果絕大部分的營運轉移到了中國。
根據我的研究，我深信沒有任何一家公司比蘋果更致力於成就習近平主席。自 2008 年以來， 蘋果已與供應商合作培訓了 3,000 萬名工人，且主要集中在中國。該公司在中國大陸投資了數千億美元，並促成了將製造實務知識大規模轉移至數百家中國工廠的壯舉。我在書中提到，蘋果位於加州古柏迪諾（Cupertino）的總部曾兩度派遣大量工程師前往協調生產，甚至說服聯合航空（United Airlines）開通每週三班從舊金山飛往成都和杭州的航線，理由是蘋果購買的頭等艙座位數量之多，足以讓這條航線即使在飛機其餘座位全空的情況下也能獲利。
在中國經商的代價，是對其日益增長的威權衝動視而不見。蘋果公司已根據北京方面的指示，從其中國 App Store 移除了數萬個應用程式。該公司還將中國大陸用戶的 iCloud 數據遷移至一家國營企業營運的伺服器，這很可能使他們的個人數據暴露在政府面前。（蘋果公司表示，其行為遵循中國法律。）庫克先生曾公開發聲支持投票權、環境保護、槍枝管制以及 L.G.B.T.Q. 權益，但對於中國鎮壓香港示威者、新疆維吾爾族遭受迫害，或是親民主派媒體大亨黎智英被判處 20 年監禁等議題，他卻表現出顯而易見的沉默。
最能說明問題的是，自接任 Apple 執行長以來，他從未踏足台灣，在台北看來這是一個蓬勃發展的民主國家，但在北京眼中卻是一個叛離的省分。身為全球最具代表性的科技公司負責人，卻不願造訪其最重要的晶片供應商所在地，這點耐人尋味。Apple 絕非唯一面臨此境況的公司。許多美國企業在爭相追求更低價格的過程中，實際上已將大量的實務技術、機器設備、製程和人才拱手讓給了中國。他們為習近平主席提供了所需的資源，使其在稀土磁鐵、太陽能矽晶圓、鋼鐵和製藥等截然不同的領域中取得主導地位。光是中國投入數十億美元打造電動車這一項，就可能讓底特律望塵莫及。
中國正在建設的產能遠超其國內需求或進口商的胃口。當西方經濟學家批評這種產能過剩缺乏效率時，他們忽略了重點。中國的目標並非為股東提供回報，而是透過掌控物質生產來控制世界。正如經濟學家諾亞·史密斯（Noah Smith）所觀察到的，「利潤並非戰爭的目標」。儘管拜登與川普政府皆致力於減緩中國的勢頭，但中國在全球工業生產中的佔比預計將從 2025 年的約 30% 增長到 2030 年的 45%。此外，北京政府剛實施了新規定 ，旨在懲罰採取撤資行動的外國企業。
就蘋果公司而言，雖然已初步嘗試將 iPhone 組裝業務擴展至印度，但其供應鏈的大部分仍深植於中國。John Ternus 作為 Cook 先生的繼任者，相對年輕、有能力且充滿抱負。我們有理由希望他能重新思考並摒棄 Cook 先生的一些核心假設。但 Cook 先生並非退休，而是升任為執行主席。如果現行策略的架構師仍位居其上，Ternus 可能無法開闢出新的航向。
當然，沒有任何商人能真正預知其行為在歷史上會產生的後果。劍橋大學歷史學家克里斯多福·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曾主張，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場災難，是由政治家們在複雜的世界中，做出的一連串理性且合乎情理的決定彙集而成的。庫克決定將 Apple 的業務整合到中國也符合這種模式：當時，每一個深化在華足跡的決定在當下看來都是合理的。這些決定也為 Apple 及其投資者賺進了巨額財富。但股價並未反映出我們的經濟所付出的代價，以及我們自身產業被掏空的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