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評「朱敬一的論點：加薪帶動成長是諾獎得主的主張嗎？」

簡評「朱敬一的論點：加薪帶動經濟成長真是諾貝爾獎得主的主張嗎？」/ eaton

朱敬一先生在這篇專欄反駁：「加薪帶動經濟成長」是諾貝爾獎得主的主張，而是為了公平。朱先生進一步說，美國調整工資比較不需要擔心產業外移，也比較不害怕產業動能流失，因為他們國內就夠大夠主流，而且創新力足。但是台灣不然：一則還有不少產業在拚成本、二則「外移」一直都是不少台灣企業的選項、三則台灣市場小，難以發展新營運模式，不得不關注國外磁吸。台灣若是民粹式的、喊價式的壓迫企業調薪，後遺症遠比美國來得大。

按照朱先生的論點，臺灣效率驅動的成長模式已到頂，但創新有限，所以陷入成長困境。如果情形是朱先生說的這樣，加薪將遙遙無期。這一點，臺灣每年評估技術進步率對經濟發展影響的經濟學家一定舉手反對，台灣還沒那麼糟，每年的技術進步率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度還是很高(40%?)。光從研發經費的長期年成長率5%，就可證實不是這樣。

對於這類社會科學的看法，我一向不迷信權威。我認為，朱先生的論點也是猜的，都建立在一些假設前提上。我大膽假設，臺灣因為快速產業外移，所以人力市場對勞工不利，才會薪資難以成長，而不是所謂創新有限。

我多次為文提到，要解答這個問題，必須回答以下幾個基本問題。就我所知，這些問題大多沒有本土性研究，沒有答案如何預測會如何？這幾個基本問題包括：

1. 廠商有能力加薪嗎？答案是：就整體而言，臺灣800萬受雇者每月每人加薪1萬元，只是影響廠商利潤12%(薪資影響15%，但薪資成本抵稅後約12%)。
2. 調高後，多少廠商會外移，以致會有多少人失業？答案是：有限，因為海外生產比重已經55%，再移有限；何況，就算不是3k行業，移工還是不斷被補進來。有移工，本國員工也會要求相對比例雇用。
3. 調高後，多少廠商會不支倒地(第1題是整體，廠商競爭力彼此差異大)，以致產生多少人失業？答案是：沒有研究，沒人知道。這是目前最關鍵問題。朱先生不能回答這個問題，他的論點就只是未經證實的命題。
4. 調高後，多少廠商可以自行或透過政府協助轉型成功？答案是：沒有研究，沒人知道。這類轉型只能從過往歷史研究得知可能的效應。
5. 調高後，釋放出的人力能否轉型？答案是：沒有研究，沒人知道。實務上，高齡員工是很不容易轉換。

我認為，這類問題可以多管齊下，一面有計畫和緩調高最低工資，一面增加工會的談判力量，也就是大政府主義與自由主義兼施，利用時間觀察，動態調整，找到最適解，而這裡的最適解，就很可能是最佳解。

至於調整最低工資會不會提升經濟成長？在美國很有限，因為他們的最低工資實在偏低(每小時7塊多美元)，所以是為公平緣故調整，何況適用人數比例不是那麼高。但台灣不一樣。臺灣大多數人的薪資差異不大，調整最低工資會產生連鎖效果，非適用最低工資者，會連帶加薪，當然會促進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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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敬一專欄：「加薪帶動經濟成長」真是諾貝爾獎得主的主張嗎？
http://www.storm.mg/article/77675

在上週的總統候選人辯論會中，某位候選人主張調高基本工資，認為如此可以「帶動經濟成長」，引發一連串口水戰，甚至說美國幾位經濟諾貝爾獎得主也這樣主張。基本工資要不要往上調當然可以討論，但是若說「調整基本工資可以帶動經濟成長」，而且說2014年有7位經濟諾貝爾獎得主寫信給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持此意見，那就是混淆視聽了。我心想：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再不濟，好像也不致於昏聵至斯。雖然我不想扯進選舉口水，但是學理是非之辨，倒不能睜隻眼閉隻眼。政治人物不是常說「選舉是一時的，XX是永遠的」嗎？

2014年元月確實有600多位美國經濟學者聯名寫信給美國總統，信中有三個重點。第一是說美國基本工資已經5年未調整，建議要每年調整時薪0.95元，連續調3年，希望2016年能夠達到10.10美元。第二是分析如此調薪能造福多少低薪者，能如何改善他們的生活。第三是強調美國調升基本工資對失業率的影響很微小，不致於有後遺症。我東看西看，左看右看，不知道這與加薪帶動經濟成長有什麼關係。如果有誰得到這種結論，那麼這個人恐怕要去檢測智商，看看是否只有柯文哲開根號。

真的要深入分析，美國與台灣實在有太多差異；老美的政策論述搬到台灣也是處處扞格。美國過去一百年早就是「創新經濟」的典型；年經濟成長率平均二點多趴，雖然不高，但卻是經濟發展後期的創新驅動模式，殆無疑義。台灣則在15年前經濟成長率動輒七趴、八趴、九趴，呈現經濟發展初期與中期效率驅動的特色。但是到了最近十幾年，傳統的效率驅動已成強弩之末，但是銜接的創新驅動力卻尚未開展，這就是當前台灣經濟的困境，也是我們需要突破的關鍵。任何人只要用膝蓋想就知道，要突破這種困境，實在與調整最低工資沒什干係。如果這麼簡單的思考都有困難，那麼應該去做膝關節檢查。

美國經濟既然早已歩上創新驅動，成長穩定，其經濟問題的核心遂是景氣循環、是避免大起大落（如1929經濟大恐慌、2000年網路泡沫、2008金融海嘯）的波動式衝擊。但是台灣當前的經濟問題卻是轉型，不是景氣，思考模式與美國截然不同。打個比方：某甲沒有宿疾，需要擔心的問題是日常感冒、營養均衡之類的作息照料。某乙因重病而多重器官衰竭，迫切需要把病給治好。如果某乙大病不醫不治，卻整天學某甲擔心感冒、服用維生素，那麼恐怕是該去好好檢查腦波，看看是否思考短路。

景氣起伏時通常受害者是經濟弱勢者，因此最低工資、失業率對美國都是重要的問題。然而台灣的失業率相對於國外一直是低的；我們確實15年薪資凍漲，但那是肇因於產業外移、轉型不順，整體的勞動生產力起不來。要解決這個問題，關鍵當然在產業轉型、開創新產業動能，而不是去調整最低工資。如果認為產業轉型的問題都能靠簡單的「加薪」法案解決，那麼此人更該去做全身斷層掃瞄。

美國是大國，常常自比為「世界」，國內運動冠軍就自稱是世界冠軍。相對而言，大國比較不需要考量「國外」的吸引力。此外，創新驅動經濟就是靠領先營運模式而開創商機，大國國內市場往往就足夠支撐新營運模式。因此，美國調整工資比較不需要擔心產業外移，也比較不害怕產業動能流失，因為他們國內就夠大夠主流。但是台灣不然：一則我們還有不少產業在拚成本、二則「外移」一直都是不少台灣企業的選項、三則台灣市場小，難以發展新營運模式，不得不關注國外磁吸。台灣若是民粹式的、喊價式的壓迫企業調薪，後遺症遠比美國來得大。

美國聯名的600多位經濟學者與我熟識的不少。我問其中一兩位他們的主要關切點，答案都是「公平」。美國的貧富差距遠比台灣嚴重，跨代財富流動極差、CEO與一般勞工薪資比動輒上百倍。那些靠最低工資渡日的，也是在不景氣時受傷最重的一群。這一大群聯名致函的經濟學者絕大多數是比較「左」的；他們關注的是分配議題，而不是成長問題。更何況如前所述，美國的成長問題也不太需要擔心。在台灣，左派右派從來不是對立的焦點，而當前迫在眉睫的經濟轉型課題，更是與分配問題互相平行。硬要把台灣問題與美國學者的意見牽拖，挾洋自重，那應該去精神科掛急診。

真的要援引美國經濟諾貝爾獎得主的意見，也不能只挑自己喜歡的談。2015年，諾貝爾獎大尾Joseph Stiglitz明白反對Obama的TPP規劃，批評用詞極重，說總統大人犯了嚴重錯誤。媒體甚至說Stiglitz打了Obama一耳光。既然美國諾貝爾獎開駡了，怎麼樣，台灣是不是也該反對加入TPP啊？去年，也有好幾位美國經濟諾貝爾獎聯名寫信給總統，反對國會預算平衡法案，而且聯名者與「調整基本工資」論者名單差不多。怎麼樣，台灣連年赤字預算，是不是也要挾洋自重，反對預算平衡，繼續舉債破表啊？

有時候，我對台灣少數自認是財經專業卻不讀書的人，真的感到遺憾。他們唸過的總體經濟經濟學文獻，大都是1990年之前的，所以渾然不知1990年後創新經濟的理論與意涵。老美教科書通篇景氣循環，他們在台灣也就跟著談景氣循環、短期預測、燈號轉變。他們自己不用功，卻喜歡用一知半解的道聽塗說，向政治人物妖言惑眾、向記者與媒體招搖撞騙。他們的學問是最不堪的，卻是最喜歡涉入公共事務的，成為「無知誤事」的典型。他們內心非常清楚自己的淺薄與卑微，卻永遠站在人群前排，用自大語言遮掩其自卑。

台灣需要能解決問題的人。但是需要做腦波檢查、膝蓋檢查、精神檢查、斷層掃描的，絕對沒有解決問題的能耐。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特聘研究員、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