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經濟的解決之道：將人力資源導向有益本土的產業發展，才是身為公民無法脫卸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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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業都在中國叫貨導致悲劇的產業環境──台灣輸的不是經濟，而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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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洞見國際事務評論網 2016-01-13 經濟
文／蔡松伯
在台灣，政策如同影星八卦一樣，時常吹起旋風，但又隨即變成「中風」，胎死腹中的政策數不勝數。如果說前兩年的經濟政策流行的是「自由經濟」，那這兩年流行的就是「分配正義」。某些只知討好選民的政客，選舉時又繼續跟風，端出抄好、抄滿的政策牛肉。但如同學校老師常說的道理，寫報告抄的好、抄出自己的風格，那叫創見；但抄的前後邏輯不通，又錯置情境，就是抄襲兼錯譯。
為什麼經濟政策會失敗？
筆者認為，台灣許多學者與政策制定者，對本土很沒信心，因此從國外照搬許多名詞回來，希望透過經濟「學人」，改善本土問題。有心改革雖是好意，但好心做錯事的狀況倒也不少。例如馬英九政府提出的「粽子理論（trickle down）」，認為粽子一拉就是一串，大企業獲利，中小企業、上班族也將跟著受惠。
其實從新自由主義的觀點並不能說錯，但事實上這套理論成立的前提是，產業的上下游都在同一個國家內。上層企業的持續海外獲利，可以使本國小供應商繼續獲得訂單，進而穩固就業機會。但目前台灣的現況是，我們的大企業都在中國叫貨。
以台灣目前電子業的三角貿易體系，本土接單、中國生產，上游台資大企業即使好不容易壓制紅色供應鏈，其經濟果實也不會支持台灣下游的中小企業，無論你怎麼減稅補貼、產創優惠都不會改變這個國際分工體系，徒然減少政府稅基而已。
而錯誤的政策比貪污更可怕，中小企業成為經濟衰退的替死鬼，要繳的稅一毛都跑不掉，還要負擔台灣本土大多的工作機會，他們同時面對來自中國的低價競爭，以及青年低薪批判的夾擊，卻缺乏技術升級或海外展點的政策支持。為何 2015 年台灣選舉風向變化如此之大，絕對與這些錯誤政策的影響脫不了關係。
我們真的需要什麼樣的分配正義？
而近年來開始興起分配正義，其實起於歐美學界對於經濟發展的反思，蔡英文則是趕上潮流，將此概念結合近年台灣社會的貧富不均，贏得青年目光。但發展不均（inequality）的討論始於兩種情境，第一種是當經濟高度發展時，成長的果實過度分配在少數的富人或菁英階層，而大多數付出勞動力的受薪階級，卻沒有得到相應的報償，接連出現內需市場縮水、稅基不足等現象，而受薪階級因無法投資下一代，形成整體社會的勞動力技能無法提昇，造成產業升級的失敗，國家也無法因應全球化的競爭衝擊。
阿根廷從前十大富有的國家，因為沒有平均分配經濟果實，在農業出口因戰爭而衰退後，形成強大的階級矛盾，最後只能靠軍政府壓制民粹主義，成為負債最高的國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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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情境則是來自政治制度的失敗，過度集中權力的政府或獨裁者，積極榨取資源並以計劃經濟進行國家建設，雖然短期能帶來顯著的經濟成長，但由於極權政治制度必然帶來領導小團體，以及任命親信控治國家重要產業，導致長期的經濟發展不均，部份產業領先全球，但基礎建設卻是後段班。也因此衍生出恩惠侍從主義（clientelism），黨國親信與地方派系「上下交相賊」，經濟果實被控制在少數人的手中，造成長期經濟資源錯置，形成嚴重的貧富差異。
但台灣剛好處於第三種情境，融合上述兩種情境的問題。我們雖然自稱民主國家，卻從未經歷轉型正義，執政黨依然可以安排親信與退休高官，到許多控制重要物資的國營與黨營事業，甚至在兩岸經貿談判時，允許黨國商人干預過程。當台灣錢淹腳目時，沒有人會注意侍從主義對於經濟發展的資源錯置。但在景氣循環處於低點時，這些繼續享有政府恩惠的產業，就成為台灣人夢寐以求的避難所。
於是我們的學子菁英寧願準備公職考試到心神異常，也不願意貢獻創意爭取創業。而企業寧願被動盲從中國的經濟計劃，也不願去思考如何運用廉價高學歷人力，成為企業在技術創新與海外拓展的利器。
台灣輸的是政治
整體來講，民主化雖然使台灣很難回到威權時代，但當政治制度沒有鼓勵企業或人民對外迎向挑戰時，因循守舊、抱殘守缺就會成為民間容易選擇的選項。於是，國考優先論形成人力錯置、企業外移又造成人力閒置，在雙重打擊下形成產業升級困境、勞動力低薪，與第一種情境的結果類似。
因此，台灣人輸的不是經濟，反而是政治。
回到一開始談到的政策流行，當政府想要學別人搞自由貿易或分配正義前，我們先要思考自己輸的是經濟還是政治？民主不是選完政治領袖就結束了，如何監督執政者履行選舉承諾，改變威權時代留下的侍從體制，將人力資源導向有益本土的產業發展，才是身為公民無法脫卸的責任。
（本文由洞見國際事務評論網授權轉載，原文標題：經濟學人、政治輸人，未經允許、不得轉載。首圖來源：bryan… CC licen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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