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深刻的論述:我的論點不是生命的可貴。 我的論點是殺戮的艱難。 唯其如此，我們才保住了好人與壞人之間，那一點點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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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戮的艱難》
出版時間：2010年11月
出版社：行人
作者：張娟芬
有一些時刻我是希望有死刑的。有一個朋友借我一本古怪的攝影集。或者說，是一本照片簿。那是20世紀50年代的一個美國警探，不知為什麼蒐集了好多死亡照片，做成一本剪貼簿，裏面全 是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死像。上吊的，開槍自殺的，生怪病死的。當然也有很多被謀殺的。
每一幀照片旁邊，怪警探會用老式打字機註明簡單的案情。有幾張照片看過就不會忘記。其一是一個女人被大卸八塊，手臂從關節處裁下來、胸腹中間整個剖開、陰部被割下、鼠蹊與膝關節處都切開了。兇手是個廚師，典型的「傑克開膛手」那種恨女人、殺妓女的犯案手法。
其二是一個亞裔女人的臉部特寫，右眼還睜着，左眼及以上的頭殼已經被打爛了。兇手是她先生。其三是一個女人肚破腸流、面目全非。警探的註釋說明，她先生因懷疑她不忠，當着她母親的面殺她，她尚未死絕，他便已動手分屍，並用絞肉機重擊她的臉。
我得很努力才能提醒自己：年代久遠，當初的辦案技術想必粗糙，裏面應該有很多「兇手」其實也是被冤枉的。即使如此，看到那些嫌犯無罪開釋的案子，我還是感到餘怒未消。我從來沒有這麼期待死刑。
有一些時刻，我找不到理由說：「不要處死刑」。 ……
反死刑經典名案
有人說丹諾（美國著名律師）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辯護律師。他經手了許多喧騰一時的案子，芝加哥綁架案可能是其中最具爭議性的。
那是192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打完了，而世人還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就等在後面。兩個吃飽飯沒事幹的年輕人，為了享受聰明的感覺，決定幹一件超完美謀殺案。
婁伯與李歐普都是19歲，家裏有錢有地位，司機專車接送，住在豪華小區。婁伯高大俊美，是芝加哥大學的風雲人物。李歐普身體不大好，但也一樣早慧：他會說15國語言，上一年才從芝加哥大學畢業，也是鳥類專家。李歐普迷戀婁伯，而婁伯迷戀犯罪，一件惡行就這樣開始了。
他們租了一輛車，捉了一個14歲的鄰居小男生巴比，在車上就殺了他，然後向巴比的父親勒索一萬美元。這位父親正要出門的時候，電話來了。巴比的屍體找到了。警方循線細心追查，漂亮破案。
丹諾時年67，接了這案子。
丹諾的結辯長達12小時，成為反死刑論述的經典。他說，當律師這麼多年，每一個案子的檢察官都會說，這是史上最殘酷、最冷血的犯罪。但其實被綁架殺害的巴比並未承受太多痛苦，他從上車到死亡總共才15分鐘。「這是一個沒有意義、沒有目的、沒有動機的犯罪，整個案子裏沒有一絲仇恨或惡意；他們沒有機會殘忍，除了死亡本身就是殘忍。」
丹諾論述的重點是，婁伯與李歐普無法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因為他們腦筋有問題，根本不是正常人。他們也不可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因為整個世界才剛打完一場大戰不是？每一天殺掉幾百幾千人都司空見慣，那麼你說，婁伯與李歐普的壞念頭是哪裏來的？
「天命無違，天地不仁。天意的運作是神秘的，我們都是天意的受害者。我們變成怎樣不是我們能左右的，老天爺掌控一切，而我們只能演自己的角色。」丹諾認為，倘若我們處死他們，則仇恨只會繼續餵養仇恨。
檢察官則嘲諷丹諾將犯罪原因歸罪於世上每一人每一事，唯獨被告本人一點責任也沒有。「倘若他們兩人有兔脣的話，丹諾先生大概會要我為起訴他們道歉！」檢察官說，丹諾訴求的是心而不是腦。「巴比有權利活着。但那兩位腦子聰明而沒有心的年輕人，卻決定讓巴比去死。」
最後，丹諾的策略奏效，法官沒有判死刑。謀殺部分判無期徒刑，綁架部分判99年。婁伯與李歐普在獄中教受刑人讀書。約十年後，婁伯被獄友用刮鬍刀片殺死，時年32歲。
李歐普則在服刑33年之後假釋出獄，出了一本書：Life Plus 99 Years（《無期徒刑又九十九年》）。他認為婁伯從未後悔殺人，頂多悔恨被抓。他自己起先亦無悔恨，許多年後才有，十年之後到達頂峰。他不能理解自己當時犯案的心態。
李歐普出獄後去波多黎各拿了一個碩士學位，教數學、研究鳥類、結了婚，度其餘生。66歲過世。
丹諾案的反思
我讀丹諾辯詞的時候，深深覺得歷史是那麼不公平、不可靠。那麼受人推崇的歷史文獻，但我讀來只覺得薄弱、矯飾，反而激起我的反感。例如他說被害人才15分鐘就被打死了，那不算受苦——這是什麼話？
15分鐘的死是很漫長的，那15分鐘又不是在看電視！如果此說成立的話，則絞刑又何殘酷之有？把婁伯與李歐普吊上去，不用一分鐘他們就死了，按丹諾的標準，算得上是享樂吧。
我因此得到一個啟發：反死刑論述不要美化罪犯，不能袒護罪行。否則效果適得其反。（讀到「不算受苦」的說法，我簡直一不小心就會昏了頭說：「快判他們死刑！」）
丹諾式的辯詞最後會推出一個結果，就是反對任何懲罰。一個人如果做錯事，那是因為他窮，他命不好。假如像婁伯與李歐普，既不窮，命又好，還做錯事，那他們就是瘋了。
一切都是「情境使然」。但如果可以把一切責任推給抽象的文化社會，那還有什麼案子辦得下去嗎？ 我們抓到一個政府官員貪污，他可不可以在法庭上說：從小我看我爸爸賣菜的時候都偷斤減兩，而周遭公務員無不喝茶看報，所以我就學壞了？毆妻的男子是不是應該拿着女性主義教科書上法庭說：你瞧瞧，這社會很父權，我就是這樣被刻板印象影響長大的，所以我當然會打老婆，不能怪我。那怪誰呢？ 怪天好了。
不過丹諾「反對任何懲罰」的立場至少是一致的。他的意思是，社會是一個整體，不要老是柿子檢軟的捏，把責任歸於罪犯然後消滅他了事。他認為對罪犯還是應有所處置，可是應該是輔導式的，不是關進監獄這種仇恨懲罰式的；更不是死刑這種一了百了、一勞永逸的。
有兩點值得一提，第一是或許他當年面對的監獄管理是很不人性的，所以有此看法。第二是他確實認為應該把罪犯視為病人。罪犯與病人的並置或替換是很有趣的概念；把罪犯當病人的丹諾顯得厚道、温慈，而我們卻不時把病人當罪犯（例如SARS橫行期間，以及大眾對艾滋病的態度）。
這是第二個啟發：用丹諾式的「情境使然」的理由來反對死刑，終將走到「反對一切刑罰」的地步。（我們要不要走那麼遠？）
但更引我注意的是末了那個或許並不重要的細節：李歐普十年以後後悔了。
他們事前預謀，事後無悔，家境優越無可同情之處，對於被害者家屬的傷痛無動於衷，甚至落井下石。如果依照我先前的標準，絞刑的繩索早該套上他們的脖子。
但丹諾為他們掙來了一條活路，而十年之後，後悔的感覺幽幽地冒出來了。 這樣一個反社會人格的傢伙都能夠悔悟，令我怔忡許久。那麼，今後我們還能指着誰的鼻子說，「你應該被判死刑，因為你不知悔改」？我們對王文孝（編者注：1990年代台灣殺人案犯）是不是太過心急了？
我們都知道，寬恕需要時間。莫非芝加哥綁架案還有第三個啟示？也許，悔悟，也需要時間。
不久前，有個朋友聊天時透露了一個秘密。他認識一位法官，判過一樁有名的死刑案。多年後，這位法官偷偷告訴我朋友，其實他後悔判了那人死刑。我聽後很同情那位法官，因為他可能得默默承擔內心的自責，心裏想必很不好受。
此時再想起這件事，忽覺其諷刺。我們對死刑犯多麼嚴苛啊，「你要認真悔過，我們才原諒你喔！」但法官判錯也不悔過，我們倒充滿了體諒。我想，悔過也不是容易的事吧？越大的過，越難悔。踩到人家的腳很簡單，說一句「不好意思」。但是把人家殺死了，那後悔……或許是說不出的吧。自私卑劣的死刑犯可能說不出，公正廉明的法官也可能說不出。
在我看來，丹諾贏在訴訟策略，而不是贏在結辯的反死刑論述。丹諾比較接近宗教情懷：「請你不要看我們的罪過；請看天主的羔羊。」但是，從心理層面來看，人們之所以寄望死刑，是因為他覺得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脅；他是從「準被害人」的角度來考慮死刑問題。
殺就是殺
在丹諾的邏輯裏，恨當然是錯的。報復更是火上加油，錯上加錯。
但我並不是那麼慈愛的人。我還是比較同意蓋瑞 • 史賓斯在《正義的神話》裏說的：「雖然我們貶低報復，但報復是正義的核心。寬恕是偉大的，但寬恕把人不公平地置於情緒混亂中，國家的寬厚反而變成對受害者的另一種犯罪。」
史賓斯說：「當我們無法適度懲罰罪犯，人們所看見的是正義流產。」正義流產，非常詩意的翻譯。我料想原文應該是「miscarriage of justice」，通常我們都不解風情地直譯為「誤判」，但「miscarriage 」除了「處置失當」以外，確實也有「流產」的意思。
有人貪污我們會生氣，有人殺人我們會生氣，有人虐待兒童我們會生氣；我珍惜這種憤怒，這種憤怒就是正義感。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接納這種憤怒，而不是貶低之，否定之。大部分反對死刑的影片都會把重點放在罪犯的心理狀態，他的弱勢處境、他鬱積多年的憤恨、他那沒有什麼選擇的人生，所謂「死刑犯的人性面」。
但有時候我會不平地想，這豈不是恰好落入罪犯的邏輯？他有苦衷，他需要錢，所以他搶我錢；但他可曾想過，我可能有更大的苦衷，比他更需要這筆錢？犯罪常常是自我中心的，除非是羅賓漢或廖添丁（台灣民間故事中的傳奇人物）那種義賊，否則往往是弱肉強食，弱勢的殘殺更弱勢的。
《大衞•戈爾的一生》裏，凱文•史派西殺了人被判死刑，他略顯無奈地說：「當人們看着我的臉，他們不是看見我這個人，而是看見犯罪。」這句話初聽時，見山是山：我覺得他說的很動人，事實確實如此。
後來想一想，見山不是山：雖然大家的確都是這樣看的，但是，這樣不對嗎？我看着特蕾薩修女的臉，便看到她慈愛的善行，那麼我用死刑犯做過的壞事來認識他、判斷他，這樣很過份嗎？
但再想一想，見山又是山了：反死刑論述之所以需要強調死刑犯的人性面，正是因為大家都不把死刑犯當人看呀。這不也是罪犯的邏輯嗎？你首先必須不把人當人，然後才下手殺人；無論綁匪殺人質還是我們殺死刑犯，都一樣。我們不敢看死刑犯小時候純稚可愛的照片，就像綁匪不會想要聽人質的生命故事一樣，看了、聽了，手就軟了，拿不住屠刀。
壞人殺了一個人，結果這誘使我們也不把壞人當成人，也殺了他。一樁殺戮繁殖出另一樁殺戮。為了殺一個罪犯，我們借用了罪犯的心態，使自己成為罪犯。這不只是正義的流產；這簡直是，一屍兩命啊。
我開始覺得有些事情在邏輯上被弄擰了。大部分人痛恨犯罪，我也討厭犯罪。大部分人希望惡有惡報，我也認為做錯事的人應該被懲罰。我們其實沒有那麼大的歧見吧？ 但是一說「廢除死刑」，大家就嚇得好像監獄大門洞開，壞人全部在街上亂竄。「廢除死刑」又不等於「把壞人放出來」！「廢除死刑」的意思是「繼續把壞人關在牢裏」，不是嗎？
很多人對無期徒刑是有疑慮的。例如那又不是真的「無期」，關個幾十年以後就可以假釋，所以他還是有可能跑出牢籠危害社會。還有，他那麼壞，我們還花納税人的錢養他，為什麼不打死他比較省錢呢？
於是我們又回到了綁匪的邏輯。「人質可能會逃跑，守着他多麻煩，現在就宰了他以免夜長夢多。」「撕票吧，不要留活口，這樣每餐還省一個便當。」對綁匪來說，自己的便利比人命重要，錢比人命重要。對我們來說呢？也是方便和省錢比較重要嗎？
擔心他出來危害社會，為什麼不檢討假釋制度，再把關嚴格些？怕他吃閒飯，不能訓練他們做一些有產值的工作嗎？
很多人對死刑是有好感的，因為死刑有教化社會的功能。雖然我也可以舉出實證研究來反駁，但我寧可說：就算真的有，那也不是理由。殺雞儆猴本來就是不對的。殺雞隻能夠因為「雞該殺」， 不能因為「要殺給猴子看啊」。如果雞會說話的話，雞會問：「那為什麼不殺猴儆雞呢？」
有人認為，終生監禁並不好受，說不定罪犯還比較想被判死刑，求個痛快。但這是刑罰，又不是獎賞，何必投其所好？我們對罪犯採取某種處置，是為了增進社會福祉，既不是為了故意折磨他，也不是為了刻意取悅他。何況有的人本來就被判無期徒刑啊，我們也很少聽見他們說：「我不要，我要被判死刑。」
決戰點：夠了沒？
我們面對的不是「壞人該不該罰」的問題。大家都同意壞人該罰（除了丹諾以外）。我們面對的是：罰他要罰到什麼地步？死刑還是終生監禁？
想象一個你最討厭的罪犯。如果他戴上了手銬腳鐐，已經沒有反抗能力，但卻恰好落在你手裏，你會不會殺他？
唔，我想，我不會。有些人會跟我有不同的答案，但是，你一定會至少猶豫一下。這一點遲疑，就是我要講的東西。
如果這壞人正在「跑路」，警匪槍戰，而警察碰巧把壞人打死了，那我沒意見。因為壞人對於警察與路人的身家性命，都造成威脅。可是如果警察已經制服了歹徒，還可不可以把他打死呢？不能。
如果他拿槍指着我的頭，但是我們卻在一陣混亂裏，兩人搶起槍來了；我緊張、害怕、激動，我可能會想盡辦法殺他，因為我不殺他，他就會殺我。那是正當防衞。但如果他已經被綁住了呢？
如果他已經失去了殺我的能力，我卻還殺他，那是防衞過當。當罪犯已經入獄、失去了危害社會的能力，我們卻還透過公權力來殺他，那也是防衞過當；或者，其實就是殺人。我們沒別的選擇嗎？有 啊，把他關起來啊。
我的論點不是他不該死。
我的論點是我們不該動手。
我們終於來到死刑辯論的決戰點：到底怎麼樣算「夠了」？我們對於罪犯處置的極限在哪裏？
從前，判死刑是不夠的。得凌遲，得腰斬，得五馬分屍，大家還興致勃勃地圍觀。但是越到近代，我們對「殘忍」的忍耐度越來越小。現在死刑用電椅、用毒針、用槍決，我們仍覺得不忍卒睹。同樣一件事情，以前不算殘忍，現在卻被視為殘忍，可見「殘忍」的概念是社會建構的，「殘忍」的標準是浮動的。
殘忍不容易被定義，但可以迂迴地試着逼近。當代的死刑用槍決、注射毒針或電椅，而捨棄了斬首、絞刑或毒氣室，是為了避免殘忍，不要讓犯人承受額外的痛苦。支持死刑的人常常強調，現代的死刑已經很人道了，我們為他找了一個最不痛苦的方式，已經仁至義盡。也就是說，同樣是懲罰，如果能夠節制至最低限度，那是仁慈；如果過當，那就是殘忍了。
「過當」！是的，就是「過當」。既然無期徒刑已經足以達成隔絕的目的，那麼死刑就是「過當」，就是殘忍。我看王文孝的死刑檔案會感到不忍，不是因為他不壞，而是因為，那是一個社會「過當」地執行其集體意志。
史賓斯說：「當我們無法適度懲罰罪犯，人們所看見的是正義流產。」
我說：「當我們過度懲罰罪犯，人們連看都不敢看。」
我們太低估死亡了。我想起Toshi Kazama，那位清秀温文的攝影師。他是日本人，現定居美國，花八年時間造訪數座監獄，拍了一系列少年死刑犯的照片。在美國，有的監獄用電椅執行死刑，有的監獄用毒針。用電椅的監獄說：我們比較人道，因為電一下很快就死了，不痛苦。用毒針不人道，因為一共要打三針，歷時15分鐘，時間太長了。
但是用毒針的監獄說：我們比較人道，用電椅不好。用電椅，犯人的眼珠會迸出來，而且你看到電椅底下接到一個桶子有沒有？因為犯人會大小便失禁，桶子就是用來接排泄物的。說到這裏，Toshi直視全場，問道：「哪一種殺人的方式會是人道的？」
還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Toshi說，電椅有兩個開關，一個有連上電源，一個沒有。執行死刑的時候，兩個人一起按下開關，沒有人知道是誰按下把犯人烤焦的開關。兩個開關不是機械設計上的需要，而是執行者需要分攤責任。
殺戮豈是這麼容易的事！「人人皆曰可殺」，是因為我們不必自己動手。如果是那麼替天行道的事情，大家怎麼不搶着做？好萊塢電影可以輕易對人開槍，那是因為噴出來的是西紅柿醬。
超完美死刑
有人會說：「廢除死刑，陳義過高，太理想了。你看報紙上那些壞人，想想他們做過的事情，想想他們造成的傷害，槍斃他是便宜他。有些人，實在是罪大惡極啊。」
我同意我這樣討論死刑，確實「太理想」了。我談的都是「超完美死刑」：沒有誤判、沒有程序失當、確實惡性重大、且毫無悔意。我好像站在一個沙灘上，只討論一粒沙。其實讀過《雖然他們是無辜的》就知道，討論死刑怎麼能不提到誤判？
那些事情，該怎麼說呢，就是觸目驚心吧。
誤判，那麼多的誤判！正義習慣性地流產。邏輯上，誤判不是 反對死刑的好理由。但是實際上，誤判是反對死刑最有力的理由，死刑支持者最大的惡夢就是誤判。關錯人可以賠他一筆錢，殺錯人可怎麼賠呢？
我們會幻想，死刑那麼嚴重，法官一定會格外謹慎。如果不是罪證確鑿，怎麼會判死刑？但事實卻不是這樣。有時候正是因為案子很大，大家都希望看到有人為之付出代價，於是證據法則、無罪推定，反而都鬆懈了。這時候，誰被帶進法庭，誰倒黴。
《雖然他們是無辜的》裏面那個搭便車的亞當斯就是這樣：被殺的人是警察，所以大家都想把兇手判死刑；可是那個駕駛員還不滿十八歲，就算起訴他也不能判死刑，於是已成年的、「可以被判死刑」的亞當斯，就倒大黴了。
根據《雖然他們是無辜的》所說，美國死刑的誤判比率約是7：1。《經濟學人》比喻道，如果一款飛機每七架就要摔一架的話，它早就該停飛了！
可疑的審判質量，動輒喊殺的輿論，薄弱的公設辯護人制度；那七個死刑……我想都不敢想。我只能說，不反對死刑或許還有理由，但是不反對台灣的死刑，那才真是罔顧現實，「太過理想」了。
倘若我們集體決定放棄了死刑，我將說那是一個痛苦的決定，尤其是當我又想起古怪照片簿裏大卸八塊的女子，肚破腸流的女子，頭被打扁的亞裔女子。但是，那也是一個高尚的決定。
我的論點不是生命的可貴。
我的論點是殺戮的艱難。
唯其如此，我們才保住了好人與壞人之間，那一點點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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