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上下一心,改變了國家
1881年,西鄉隆盛、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先後死去,日本政界最有實力的當屬伊藤博文和大隈重信兩人。那年,伊藤博文秘密聯合實力派人物,排擠大隈重信,成為第一號人物。
伊藤博文發動甲午戰爭後和談時,伊藤揶揄李鴻章道:「想當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風,談不成就要打(指1884年日本想侵略朝鮮來華與李談判,被李斷然拒絕一事),如今真的打了,結果怎樣呢?我曾經給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貴國迅速改革內政,否則我國必定後來居上,如今十年過去,我的話應驗了吧?」
李鴻章嘆口氣說:「改革內政,我非不欲做,但我們國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齊,不像貴國一樣上下一心。如果我們兩人易地以處,結果會如何?」伊藤博文思索片刻,表示:「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幹得比我強;如果我是你,在中國不一定幹得比你好。」
1889年(明治22年)2月11日,由伊藤博文組織,以德國憲法為基礎的「大日本帝國憲法」正式頒布。至此,日耳曼思潮盛行各界(包括知識界),從政治、軍事(但海軍借鏡英國)、教育、藝術、哲學,到生活態度,無不以德國為師。這是日本強大的重大原因之一,但日本上下一心,才是改變國家的關鍵。
是甚麼因素造成「上下一心」?有一個講法認為,日本受到中國的影響甚深,儒家思想和朱子哲學具有一定地位,也仿效中國實施科舉制度。但是日本的貴族、武士階級制度根深蒂固,社會階級的流動以血源繼承為主,科舉的影響很有限,所以學而優則仕的觀念並不強烈。
因此,雖然當時日本也跟清廷一樣,跟列強簽訂不少不平等條約,但明治維新的西化運動沒有受到科舉的箝制和知識份子的抗拒,雖然發生內戰,但没有像中國受到那麼大的阻礙。反觀中國,科舉制度被塑造為官僚是學者的上層階級,於是成為鞏固政權和既得利益的捍衛部隊,使得國家變革受到制輒。此外,慈禧專斷不放,改革派也過於強烈,不像新英國還是尊敬皇室,所以清廷抵抗到底。
台灣沒有貴族、武士階級制度,要上下一心,需要無私及謙卑。台灣過去有很多所謂的改革,但因為算計或是學者自以為是,改的不三不四,或不夠徹底,所以成效有限,稅改就是其一。(7/6/2016 ea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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