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朱敬一的公平五論：快速趨向不公平的台灣，令我心痛」有感

讀「朱敬一的公平五論：快速趨向不公平的台灣，令我心痛」有感

文：蘇東波(童振東) 104.5.14

朱院士是國內少數能用白話闡述經濟的學者，而且幹過政務官，對政府政策有一定的影響力。然而，台灣人的自保心態及人際關係盛行，極少人願意批評他。這不是件好事，因此筆者樂當先鋒。

朱院士在文章開頭提到他的心痛在於，台灣七十年前沒有大號的既得利益者，現在公平快速惡化，政府該慚愧，制度更該檢討。對此，筆者好奇，筆者閱讀不少他的大作，第一次聽到他心痛，社會上心痛多年的人何其多，為何集學問及權力的他至今才感覺「心痛」？

朱院士認為，要怎麼做才能改善不公平，目前的論述還相當單薄，除了改革稅制之外，其他方面的政策構想並不多見。對此，筆者的疑問是，改善不公平的先鋒Thomas Piketty與Emmanuel Saez等人的構想是稅制改革(包括所得稅、遺贈稅、資本持有稅)，朱院士認為這樣的論述叫做單薄，難道他後面提的「產金分離」、「董事法人代表」、「公司治理」等見解對改善不公平的影響力更大？若是，他的成就肯定遠大於Piketty等人。當然不是如此，筆者稍後會做說明。

朱院士指出，公平有兩種，一為靜態公平(某時點的所得財富分配公平)，另一為動態公平(就是大家常講的階級流動)，而他比較在意動態公平。對此，筆者的問題是，Piketty的《21世紀資本論》告訴我們，造成財富集中的基本因素為：1)二戰後各行業盛行少數贏家全拿，這是資本主義的通病。2)資本報酬率r大於經濟成長率g」的時間複利效果，讓不勞而獲讓財富保持世襲，天份和教育都改變不了。3)大量逃避稅，包括利用國際間租稅制度差異的漏洞。4)全球化造成多數人低薪，無法儲蓄累積資本，無力加入複利效果的數字遊戲。然而，不管哪個因素造成，階級流動都只是極少數人的轉換，對其他大多數人沒有多大益處。依瑞信2013年的報告，全世界前10%富裕人口掌握86%財富；資本主義發達的美國，最富有的10%人的財富占全美75.3%，而上述比例在30年前還不到一半。意即前10%富裕人口掌握的財富是逐步提升的，在富人置換效應的時間序列變化不大的合理前提下，可證階級流動並不顯著。此因，就算富二代是阿斗，在專業經理人的協助下，還是可以透過長輩的信託機制，永續控制股權，複製時間複利效果的模式。況且，最富有的10%掌握80%財富，我們還能指望90%力單勢薄的窮人會忽然鹹魚翻身？因此，筆者推論，朱院士在意的動態公平之重要性遠不及靜態公平。

接著朱院士提到改善動態公平的藥方：「產金分離」、「董事法人代表」及「公司治理」。筆者認為，經過二十年的整合，加上金控法第45條，利害關係人交易已受到很大的制約，有無「產金分離」已非關鍵。特別是，財團養大之後，所謂家族擁有的銀行、保險、通訊、百貨、物流、醫院等多是寡佔肥滋滋的事業，哪有大到不能倒的問題？全球多年的經濟成長，貨幣供給不斷增加，導致資金氾濫，財團就算沒有銀行，借錢還是很容易，更不用提，透過資本市場籌資的成本更低。

至於朱院士提到的「董事法人代表」問題，就算大股東被踢出董事會，還是可以透過「檯面上的金控董事長向地下董事長報告」的模式來控制公司。最後，朱院士提到「公司治理」不佳，造成「損人利己」的利益輸送當然存在。問題是，控股公司旗下的子公司大多是沒有水平或垂直整合的關聯事業體，而且多為財務獨立的上市櫃公司，被犧牲的子公司本益比會降低，「損人利己」模式創造的利益還是有限，何況，那些子公司的其他大股東又不是整天在睡覺。

最後朱院士提到，在全球化之下，各國「不均」的病況相似，其結構性病因卻頗有不同。美國CEO待遇不成比例的高，這是老美的肥貓症；歐洲大陸有若干立足數百年的貴族世家，這是當地的貴族症。韓國、印尼與南美洲有盤根錯節的政商世家，那是他們的裙帶政商宿疾。可是台灣社會不公平的病根子，在哪裡呢？我們必須要找到病根，才能對症下藥，找到解方。筆者的看法是，除裙帶政商外，不管是台灣或其他國家，分配不公平的主因還是上開4點，差異只是影響輕重不同而已。至於朱院士提到的超高待遇CEO當然要改善，但問題不大，因為那些人隨時可能會被更換；而同樣像歐洲貴族世家經營有道的公司，已相當普遍。只要股票市場不消滅，優秀專業經理人投效的對象必然是財團，強者恆強的效應不會明顯改變。

基於以上說明，改善分配不公平的關鍵仍在於上開4點，盼望朱院士多關心，至於動態平衡就省點力氣：
1) 斬斷裙帶政商：除政治清明外，持續改善招標制度是關鍵。
2) 處理逃漏稅問題：經專家們估計，台灣每年逃漏稅金額(營所稅及營業稅)約1500億至3000億之間，這也是朱院士過往熱衷研究的題目。
3) 提高薪資水準：過去20年台灣增加300萬勞動力，但製造業工作大量流失，以致資本家擁有人力資源掌控權，其結果是，台灣高低階層的年薪逐年擴大到30至300倍(雖然比美國小)。所以，改善之道應是產業轉型，特別是中小企業的創新。中小企業的創新，通常不是資本支出，因這不是非中小企業的優勢，而是人力素質的貢獻度提升，彼時薪資總額對企業利潤的比值就會明顯增加。高階主管越拿越多的問題仍應透過制度改善，並透過合理的立法，改善企業盈餘有成長，但資本家不願多給的問題(筆者不同意朱院士另文表示，不能立法訂定獎金分配)。
4) 改善租稅制度：財團結構已然成形，財富已嚴重不均，目前最佳的矯正措施還是租稅制度，包括所得稅、遺贈稅、資本利得稅(行政院新出爐的房地合一新稅率最高到45%初見成效)及資本持有稅(主要在於房地產)的改革。

經常有人說，有錢人會跑，不能亂加稅。筆者多年來不厭其煩在此申明：台灣租稅負擔率幾乎全球最低，他們需要熟悉的台灣人才，而且富人的銀行、保險、通訊、百貨、物流、醫院等寡佔事業都在國內，過去50年最好賺的房地產事業也在國內，裙帶政商的案子當然也在國內，所以大多數人跑不了，也不願意跑。
http://www.storm.mg/article/487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