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中產階級的焦慮

中國中產階級的焦慮

慕容雪村 2016年5月12日

香港——「你的錢是怎麼轉出去的？」大約兩個月前，有朋友這樣問我。我告訴他，每次從中國大陸到香港，我都會隨身攜帶2萬人民幣——這是合法的上限——然後把它換成港幣存進香港銀行。這位朋友聽後無語，他是有錢人，這樣的笨辦法對他顯然並不合適。

最近一年來，因為股市的持續下跌和人民幣的匯率日漸走低，許多中國人都希望把錢轉移到境外。中國政府為了阻止資金外流，採取了種種措施，但人們總能找到相應的辦法。在大約一年半的時間裡，中國的居民和企業已經將大約1萬億美元的資金轉移出境。

關於未來，中國人所焦慮的不只是他們的財產。事實上，這個國家的許多問題都讓他們不安：糟糕的空氣、質量可疑的食物和水。最近的過期疫苗事件更是讓千萬人感到憤怒。

還有那些他們不會輕易評論的領域：日漸收緊的言論空間、糟糕的法治環境，以及沒什麼道理可講的政府行為。

社交媒體上充斥着有關焦慮的話題，比如《中國中產階級十大焦慮》、《中產階級會淪為新窮人么？》。有一篇文章被年輕的城市專業人士廣泛傳閱：《經濟危機渡劫指南》。

在經濟放緩和停滯的年代，這些焦慮並不讓人意外，而且，這種情緒正在蔓延。
換匯或轉移資產是極為普遍的話題。《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近期的一項調查顯示，有45%的中等收入受訪者希望至少將儲蓄的10%換成外幣，有29%的受訪者已經完成了上述目標。

而巴拿馬文件的出現，則說明連最高層級的官員也在擔心資產安全問題。

越來越多的人想要離開中國。在2014財年，有76089名中國人得到了美國的永久居留權，較上一年增長4291人。同樣在2014年，在美國發放的10692份投資移民簽證中，有9128份給了中國人，比上一年增加了30%。而在澳大利亞，「重要投資者簽證」有88%發給了中國公民。這些投資簽證表明，人們不僅希望肉身離開中國，還希望帶着錢一起走。

越來越多的學生也希望紮根海外。在2014到2015學年，至少有304040名中國學生在美國求學，比之三年前（2011到2012學年）多出了近110000人。

為了阻止資本與人員外流，中國當局幾乎窮盡了所有可用的辦法。用人民幣換購外幣正變得越來越艱難，更艱難的則是把錢匯出中國。截止目前，銀聯卡的境外取款上限已經變成每日等值1萬元人民幣，或每年累計10萬元人民幣。

過去一年裡，有關打擊地下錢莊的報導層出不窮。與此同時，政府還為那些跨境購買美元保單的用戶設置了越來越多的障礙。

越來越多的人被強迫交出自己的護照。早在2003年,政府就采限措施限制公務員因私出境。在當時，這種限制只針對高級官員。到了習近平時代，上交護照已經變成極為平常之事，低階公務員也不例外。2013年末，在廣州，有超過2000名村官被要求交出護照。在北京、四川和其他許多地方，連許多大學教師、最低層的官員也被強迫交出護照。

不安的情緒正在蔓延，中國政府卻似乎並不打算採取什麼措施來挽救人們的信心。今年2月，官方媒體「澎湃新聞」(The Paper)發表了一篇輕描淡寫的社論，認為中產階級的前身主要是「城市貧民」和「農村高考成功者」，他們的焦慮「說到底是懼怕被打回原形的不淡定」，「與土豪暴富之後的擔憂本質上是一回事。」

拋開話語中的輕蔑之意不談，這段話的意思其實是說「焦慮由他們焦慮，沒什麼大不了」。它令人不安地道出了一個事實：中產階層的焦慮或許會讓外逃中的資本加速外逃，讓這個孤獨的政府更加孤獨，卻幾乎不可能帶來什麼本質性的變化。

這是最重要的問題：太多中產階級受益於當前的體制。近期高盛的一份報告顯示，有將近半數的城市中產都是政府職員或國企員工。他們的焦慮最終指向一個他們不可能撼動的事物：他們自身。我認識的人大都懷有這種「認識上的焦慮」。他們知道，自己生活中的種種不適和不安大都指向這個一黨獨裁的政治制度，但同時他們也知道，正是這個制度給他們提供了體面的生活和優厚的待遇。

我的一位朋友可以算是真正的成功人士。和很多人一樣，他住在大城市，有着體面的職業、穩定的收入和寬敞舒適的公寓。他不喜歡共產黨，對中國的政治制度有諸多抱怨，卻不願意看到任何制度性的改變。

「民主是個好東西，」大約一年之前，他這樣告訴我，「但我卻不想活着見到它」。

慕容雪村是中國作家，即將以英文出版其最新小說《原諒我紅塵顛倒》(Dancing Through Red Dust)。本文英文版發表於《紐約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