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我們的大學 / eaton

救救我們的大學 / eaton

// 要救救我們的大學，救救我們的大學生，救救我們的社會與產業，只要教育官僚別只關心自己的業績與政績，減少競爭性預算而回歸常態性預算，不要搞那些大而無當、華而不實的計畫，讓大學可以真正的自由發展，大學的特色才能真正由下而上長出來。//

我認為，大學教授是不必忙著量產論文，但要有更好的新替代方案。若只是要求「常態性預算與自由發展，大學的特色就能真正由下而上長出來」，果真如此，世界上就沒有失敗倒閉的公司了！教育部也可以裁撤剩5分之1了(若能如此很好)？
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85/article/3657

【周一專欄】王盈勛：如何耗費一代人的青春

總統選舉將屆，兩大政黨總統候選人都說，大學教師不應忙著量產論文，把學生教好、對社會做出貢獻，是更重要的事。
這事由他們口中說來輕鬆，彷彿此事天經地義，本來就該這樣。但這背後，卻無人追究，如果本來就該這樣，那為何不是這樣，誰造成這樣，以及未來會不會繼續這樣。不去思考這些問題，總統換了人，台灣高等教育的沈淪毀壞趨勢不會有所改變。

大學教授為何忙著量產論文？因為十年的頂大跟教學卓越計畫下來，台灣的大學文化，已從研究、教育與服務文化，被徹底轉型為業績文化。政府教育經費緊縮（偏偏大學數量又以倍數成長），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教育當局引進了所謂的「市場機制」，要各大學拿出績效表現來，才能拿到贏家的獎酬。

怎樣證明自己是有績效的？學生有好的出路？這可能十年都還很難論斷。對社會有貢獻？參與太陽花學運算不算有貢獻，爭執十年可能也不會有結果。最簡單的方式，是發明各種量化指標，越冠冕堂皇越好（像是國際頂尖），越能證明自己值得這些錢。官僚壓迫學校，學校施壓老師，老師則壓榨研究生，一切都是為了績效。

當你說，官僚體系是這一切的始作俑者，官僚們則說，大學老師不該為量產而量產，我們從未要求他們這麼做，老師應該一本學術良知來做研究。有點管理常識的人都知道，這就像房仲公司的老闆跟房仲說，你們應該以社區營造為第一要務，但實則每個房仲都知道，要成交房子才有飯吃，兩者是一樣荒唐。

這十年來，我們的學用落差當然越來越大，因為解決學用落差沒有業績可以往上交代；我們的產業競爭力當然越來越差，因為幫助產業升級，沒有業績可以往上交代；我們的媒體內容當然越來越貧弱，因為寫報刊文章沒有業績可以往上交代；我們的公眾與社會事務當然越來越看不到大學老師的身影，因為參與公共事務，沒有業績可以往上交代。

當你提出警訊，官僚們又會說，我們已經交代，上述的這些都要往上交代。於是我們看到，老師們開始自費去買五萬元一個的產業合作案，以便往上交代；和學生談談他們的未來，還得拍照存證，以便往上交代；一學期的服務學習得搞三次的期初、期中與期末報告，一切的一切，都只為了往上交代。

一代知識菁英的青春，就這麼被消耗掉了。要謀得一個大學教職，得量產論文；已得到教職的，要保住工作、要升等，得量產論文；想升官、得到學術榮譽的，得量產論文。至於為誰生產論文？這是一個不能問也不用問的問題，為了可以往上交代。一代社會的機會與可能，就這麼被消耗掉了，因為官僚與大學教師，都認為他們沒有責任與義務，給學生與社會一個交代。

總統如果都換人了，這種往上交代的業績文化會不會改變呢？我們不能太樂觀。
往上交代既然在過去十年，有效地成為教師評鑑、升等，學校獲得資源的主要依據，這些靠業績取得權力的當權者，又怎會輕易放棄他們獲取權力的方式？文化既已形成，就沒有那麼容易改變。最典型的例子，現在的大學要新聘一個老師，有可能不把他發表的論文數量列為第一考量嗎？在多數的系所裡，基本上已經沒有可能了。
官僚們也感覺到事態嚴重了，他們說，後頂大的大學教育，要校校有特色，只要交代特色在哪裡，就有預算可以拿。如果我們的官僚至今還是分不清楚大學真的有特色，跟往上交代有特色的差別在哪裡，下一代人的十年青春，免不了又要葬送在這往上交代的文化裡，不管誰當總統都一樣。

業績文化造就不了真正的國際頂尖，同樣也造就不了真正的大學特色。往上交代的業績文化風氣無法改變，不管新的計畫叫什麼名字，有什麼好的初衷，都無法挽救台灣大學的虛無造假，向下沈淪。

這事並非全然無望。要救救我們的大學，救救我們的大學生，救救我們的社會與產業，只要教育官僚別只關心自己的業績與政績，減少競爭性預算而回歸常態性預算，不要搞那些大而無當、華而不實的計畫，讓大學可以真正的自由發展，大學的特色才能真正由下而上長出來。

過去十多年以競爭性計畫引導大學發展的作為究竟有無實效，看看台灣在產業、人才與文化面的節節衰退就已得到明證，不須多加辯解。往者已矣，但是台灣已經沒有另一個十年可以空轉與虛耗，不管國家與個人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