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正義論與動物倫理／eaton

分配正義論與動物倫理／eaton

錢永祥先生這篇「納斯邦的動物倫理學新論」言簡意賅，可以幫助我們回顧分配正義與動物倫理的議題。

我以為，能力取向作為分配正義的標準，是比福利或資源平等論(註)先進，然而在「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主義盛行下，若沒有某種福利及資源的基本水準，能力取向只是空中樓閣，不僅無法扭轉貧富差距惡化，至終連教育、基本人權、民主制度、平等的社會等條件都無法確保以正常的狀態存在。

註：
1.福利平等的問題在於，人們的願望與偏好可能不合理或者扭曲，以偏好、願望的滿足作為平等的指標，其實並不公平。
2.資源平等的問題在於，人們的處境和條件不同，將同樣資源轉化為一己生命活動的成效並不一樣，所以追求資源的平等也不公平。
3.能力取向：人要活得像人，需要健康、人身安全、理知和判斷、交往結社、參與公共決定等等能力，而要確保這些能力，需要確保公共衛生、教育、基本人權、民主制度、平等的社會等條件。

至於動物倫理方面，契約論把動物當nothing(或只為人類需求而存在)，當然有違造物主的想法。效益主義論點把動物當作有感情的動物，顯然將人的愛心融入，是文明的想法。若進一步將動物的生命視為獨立，具有內在價值，值得去認識、欣賞、和珍惜，不再只是人類憐憫同情的對象，更不再僅是痛苦∕快樂的計算單位，那麼這不是就是聖經創世紀記載的伊甸園世界？

問題是，號稱萬物之靈的人對其他人都不能如此，何能如此對待動物？因此，是不是意味著，沒有他力介入，人類是不可能回復伊甸園的世界？

註：
1.契約論的問題在於，只有具有理性的主體才能成為道德與正義的考慮對象。由於動物缺乏理性，所以人類對動物至多只擔負著間接義務。結果，契約論傳統的正義理論，對於動物倫理學的貢獻極有限。
2.效益主義是這三十餘年來動物倫理學和動保運動的主流論述。效益主義認為，一個生命是不是應該受到道德考慮，要看它是不是有能力感知痛苦和快樂。多數動物顯然是有這種能力的，所以人類如何對待他們，就有道德上的對錯是非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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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斯邦的動物倫理學新論／錢永祥

納斯邦(Martha C. Nussbaum)現任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是近年很活躍的一位哲學家兼公共知識分子。她介入過幾次公共爭議，其中之一即是曾在1999年撰文，批評另一位在美國學界知名的女性主義哲學家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寫作風格、學術、以及政治。[1]

納斯邦本人的哲學貢獻，主要在於兩個方面。第一，她本是古典研究出身，專攻希臘哲學，著述相當豐富。她第二方面──也是更為人所矚目──的貢獻，在於倫理學與政治哲學。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她與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搭配，發展所謂的「能力取向」理論，影響最為廣遠。

所謂能力取向(the capabilities approach)，是一種關於平等或者正義等概念之適用面向的理論。人們有沒有獲得平等或者公平的待遇，要看他們是不是能得到她們應該獲得的事物。關鍵在於：這裡所謂的「事物」，指的是甚麼？根據甚麼面向上的指標，我們可以說人們獲得了平等或者公平的待遇？

在常識層面，大家習用的指標是貨幣所得。可是貨幣所得背後代表的又是甚麼？通行的分配正義理論，大致上提出了福利面向和資源面向兩類指標：福利面指願望或者偏好的滿足程度，資源面則涵蓋個人追求願望或者偏好之滿足所需要的條件和物資。很明顯的，從福利面的平等出發、跟從資源面的平等出發，可能得到很不一樣的貨幣所得分配要求。這說明瞭「分配甚麼」、「甚麼事物的平等」，是很真實的問題。

能力取向，企圖取代福利與資源這兩項通行理論，用「能力」面是否取得平等的保障，作為平等或正義理論的著眼點。這套取向批評福利平等，指出由於人們的願望與偏好可能不合理或者扭曲，以偏好、願望的滿足作為平等的指標，其實並不公平。它又批評資源平等，指出由於人們的處境和條件不同，將同樣資源轉化為一己生命活動的成效並不一樣，所以單純追求資源的平等也不公平。

能力取向著眼所在，不在於求慾望的滿足或「福利程度」、也不在於問滿足慾望的條件是不是具備，而是關切個人生命的各項基本「能力」，是不是能夠順利的發展與作用，讓生命能夠按照其應有的方式「運作」，表現出該一生命應有的尊嚴與潛能。這套想法，在哲學上繼承了亞里士多德和馬克思的人觀；它的基本信念用俗話表達就是：人應該活得像人、人應該有機會活出人性。但是要獲得人應該具有的生理、心理、精神、社會、政治等方面的存有方式（即運作），需要健康、人身安全、理知和判斷、交往結社、參與公共決定等等能力。而要確保這些能力，當然就需要確保例如公共衛生、教育、基本人權、民主制度、平等的社會等等條件。在政策上，能力取向影響到了有關發展思的思維，其中以聯合國用「人類發展指標」取代傳統國民所得、生產毛額等指標最為知名。

到了近年，納斯邦將能力取向推廣到了動物倫理學的範圍，再度引起了廣泛的注意。2003年她擔任著名的譚納講座，在澳洲國立大學發表三次演講。講稿後來以《正義的待開拓議題：殘障、民族、與物種》為書題出版專書(Frontiers of Justice : Disability, Nationality, Species Membership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其中有關動物的部分，特別引起了討論。從「能力取向」探討動物倫理學，是不是可以為這個領域開啓新的一頁？最近，美國學術界的「業界」刊物《高等教育記事報》(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在2006年二月三號的一期，邀請納斯邦發表她有關動物能力正義的想法，並且開啓網上討論，值得關心者閱讀。

納斯邦的出發點是正義理論，而正義理論的兩大主流傳統，即為契約論和效益主義。納斯邦認為，按照契約論傳統，只有具有理性的主體才能成為道德與正義的考慮對象。由於動物缺乏理性，所以人類對動物至多只擔負著間接義務。結果，契約論傳統的正義理論，對於動物倫理學的貢獻極有限。它無法正視動物生命本身的道德含意。

效益主義對於近代動物保護運動有奠基之功，也是這三十餘年來動物倫理學和動保運動的主流論述。效益主義認為，一個生命是不是應該受到道德考慮，要看它是不是有能力感知痛苦和快樂。多數動物顯然是有這種能力的，所以人類如何對待他們，就有道德上的對錯是非可言。不同於契約論，效益主義強調了動物與人的相同面，而不是用理性等標準畫出人與動物的鴻溝。效益主義雖然受到許多方面的批評詬病，卻是近代許多解放運動、福利政策的理論基礎。在動物倫理學的領域，也是如此。

納斯邦對於效益主義的批評，大體重復這些年來哲學家對效益主義的經典批評，在此不贅。在我讀起來，納斯邦的慧見其實在於：作為道德哲學，效益主義對於「道德含意」這個概念的理解比較貧乏。特別就動物倫理學而言，效益主義的一個限制在於，雖然它承認了動物的痛苦與快樂具有道德意義，但是動物本身的諸多特性則並不具有道德含意。

納斯邦認為，如果我們承認，生命不只是涉及快樂與痛苦，道德的考慮也根本不應該局限於此，我們就會意識到，讓一個生命盡其本性、以其應有的方式運作、發達，乃是一件具有道德意義的「好事∕價值」。今天的世界上，很多人因為貧窮、戰亂、社會歧視、政治迫害等原因，無法「正常」地發育成長、受到教育、從事有意義的工作、參與社會生活等等，我們不會只關心當事人承受了痛苦和失去了快樂（這當然是事實），而是會譴責這種現象構成了一種浪費和糟蹋；由於當事人「盡量活出人性」的機會遭到阻擋剝奪，他身上人性的潛能成為無法實現的夢想，故有其悲劇的一面。

將這個直覺應用到動物身上，效益主義動物倫理學的限制就很明顯了。很多讀者讀過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的《動物解放》一書。此書被譽為西方動物保護運動的「聖經」，也是效益主義動物倫理學的經典。書里用大量證據，顯示經濟動物、實驗動物、同伴動物在人類手上承受的「痛苦」。可是讀者會發現，一方面，辛格所謂的「痛苦」，其實含意很廣泛，包括了多方面的疼痛、剝奪、摧殘、折磨、恐懼、死亡，說「痛苦」其實過於簡化；另一方面，在辛格筆下，除了「減少痛苦」之外，我們看不到他關懷動物的其他理由。在我讀來，辛格的理論邏輯不啻是說，一個世界里如果全然沒有動物，那麼，由於這個世界里也不會有動物的痛苦，反而是一個比較好的世界。可是關心動物的人卻會堅持，世界的精彩與豐富之所在，一部份正是來自其中的動物們的存在與活動，即使這些動物正承受著亟待降低的痛苦。這個直覺，效益主義的倫理學無法掌握。

當然，各種動物的生活要如何才算「盡性」、動物生命如何才算按照其應有的方式運作，從而我們應該保障動物的甚麼能力，都是很複雜的問題。納斯邦做了仔細的討論，並且承認了人類現有關於動物的知識相當不足，很多相關問題還沒有答案。不過，筆者認為，納斯邦的動物倫理學，比較能夠將動物的生命視為獨立、內在的價值，值得認識、欣賞、和珍惜；也比較能夠正視動物生活的多樣性和具體內容，不再只是人類憐憫同情的對象，更不再僅是痛苦∕快樂的計算單位。這樣一種「正視動物」的道德視野，對動物倫理學新一個階段的發展，有著重大的啓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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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巴特勒的學術成就也可觀。不過她以文字詰屈作態，受到了哲學界不少非議，發難者不只納斯邦一人。在1998年，巴特勒曾獲得《哲學與文學》期刊的第四屆最劣寫作獎，得獎句為：The move from a structuralist account in which capital is understood to structure social relations in relatively homologous ways to a view of hegemony in which power relations are subject to repetition, convergence, and rearticulation brought the question of temporality into the thinking of structure, and marked a shift from a form of Althusserian theory that takes structural totalities as theoretical objects to one in which the insights into the contingent possibility of structure inaugurate a renewed conception of hegemony as bound up with the contingent sites and strategies of therearticulation of power.（這句話也許言之有物，但中譯必須另待能人。）中文學界還未聽說有類似的獎項，遺珠必多，殊為可惜。

(本文刊於《思想》第21期，經錢永祥先生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