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清楚誰敵誰友,是個人興衰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箴言所說「鐵磨鐵,磨出刃來;朋友相感(激發/切磋)也是如此。」也像「與智慧人同行,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必受虧損。」
誰是朋友呢?「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出自《論語·學而篇》,意思是:有志同道合的人從遠方來共同研習,不也是很快樂的事嗎?孔子講的「朋」,指志同道合、切磋學問的同道中人,如「同門曰朋」。
傳統儒家不是一味追求「大團圓」,《論語》提到「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強調真正的朋友能規過勸善、甚至「諫」;孟子也講「友也者,友其德也」。傳統儒學有批判精神與道德張力。「諫」,正如箴言所說「朋友加的傷痕出於忠誠;仇敵親嘴卻是多餘。」
西方文明同樣高度推崇「友誼(Friendship / Philia)」與契約社會的協作,古希臘哲學(如亞里斯多德的《尼各馬可倫理學》)對友誼的論述比儒家更為宏大。
最近聽到一個說法,「不亦樂乎」的文化忽略敵人、遮蔽衝突,讓人缺乏對人性幽暗的訓練,太強調交朋友、缺乏敵我意識的結果,造成近代中國遭遇列強侵略。在我看來,這是一個洞見,但那不是傳統儒家造成的,而是假儒學的理想交往情懷,國民劣根性或社會病理的根源之一。
西方文明走向繁榮,不一定更懂得直面衝突、重視競爭與敵我意識。「忽略敵我關係」的說法,很可能犯了歷史決定論的錯誤,不僅更忽略制度、法治與資源分配不均等更關鍵的結構性因素,也忽略中國傳統外交與應對外來文明時的務實與複雜性(例如晚清的洋務運動、對外條約體系的被迫融入等)。
近代中國的落後與屈辱,是極其複雜的地緣政治、經濟、軍事工業化落差以及帝國主義擴張的結果。從後見之明,現代世界的繁榮與衝突,是資本主義、科技革命與制度演進的產物,無法單純歸咎於「敵我關係」的體悟深淺。
因為極其複雜,無法數量化解釋變異貢獻,所以鑑古無法知今,更不可能預測未來,解釋歷史要承認很可能都是一孔之見。但無論如何,分不清是敵是友,就算不是推走貴人,卻迎來敵人,「恐怕你效法他的行為,自己就陷在網羅裡。」倒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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