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專論》自私的社會沒有幸福的個人！
2014-05-18
◎南方朔
一九六○至一九七○年，是美國和歐洲學生運動的十年。整個歐美被學運，以及同步發展的反越戰、民權運動以及女權、環境運動等搞得天翻地覆，甚至有人說它已不是學生運動，而是學生革命。因為一九六○年代的學運非常重要，早年我還做過專業的研究，並寫了一本《憤怒之愛》的著作。
60年代學運社運 獲美官方回應
由於對當年的學運和社運有全程的了解，我注意到美國這個國家有幾個了不起的品質：
（一）當學運和社運在發展時，會出現許多難以控制的情況和做出過度的反應，但本質上，美國政府仍心知肚明，學運和社運是正當的，因此學運和社運同時或稍後，美國政府都能對運動的訴求做出回應。這顯示出美國的民主體制已明白表達不滿、參與運動是民主人權的神聖成分，並樂於和運動對話，把運動當作政治與社會改革的動力。
（二）美國學運和社運後，美國的頂級名流，像洛克斐勒三世及美國銀行董事長藍德堡等人，立即發表著作，肯定學運與社運的價值。洛克斐勒三世並認為六○年代的學運和社運推動了新面向的改革，它對民主的深化影響至鉅，他甚至認為美國獨立革命替美國建立了基本的民主架構，只能算是第一次革命。六○年代的學運和社運，替美國的民權和多元民主扎根，乃是美國的第二次革命。洛克斐勒三世和藍德堡可說是美國最大的政商貴族，他們都站出來肯定學運和社運，難怪後來美國會有民權和政治社會的大改革、進步的貴族、政黨和政府，乃是使得要求改革的運動熱情不會被浪費的保證。
高尚的自私 無法增進社會公義
（三）在一九六○年代，美國也出了一位偉大的宗教領袖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他是個基督新教牧師和神學家，同時也是個社會運動家和社會科學家。他察覺到在西方社會，以前的人都相信，一個人只要敬愛上帝，學上帝的道，多行慈善，就可以創造一個合道德的政治及社會，但他認為這只是高尚的自私、它並不能建造出一個合道德的社會，社會所需要的是公義，只有信教和慈善是不夠的。因此尼布爾寫了《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會》，徹底改變了基督徒的信仰。他在書中表示，一個人普通的自私或高尚的自私，都無法增進社會國家的公義。一個真正的基督徒，除了必須信仰上帝的道，多行慈善外，還必須要相信公義及推廣公義。他把私人的美德拉高到了公義的層次，對美國六○年代成為進步時代居功至偉。
台灣批評太多 是假中立真反動
看過六○年代美國的學運和社運對促進美國進步的那一段歷史後，我們可以回頭來看台灣學運社運所受到的待遇。今天台灣會出現學運和社運，基本上是反映了台灣要求民主深化的呼聲，台灣式的威權民主已走到了極限，它成了台灣進一步發展的阻力，台灣式的威權民主已違背了民主互動的基本規則。台灣在制度及行為上已需要一次革命性的大改革。如果台灣是個正常國家，任何統治者都必然樂於和學運社運對話，共促改革。但台灣卻不然，統治者和統治階級完全不理睬學運社運的訴求，也不想理解運動的深層意義，他們的反應是：
—根據專制主義惡法亦法、邪惡的秩序也是秩序的邏輯，將所有的人心不滿都妖魔化和非法化。
—他們不惜發起內鬥，號召自己的徒眾發動反運動，並自稱是愛國運動，將人民自發的學運和社運說成是不愛國，愛國在台灣已成了統治者庇護自己無能濫權的最後工具。
—全世界所有促成進步的學運社運都一定會衝撞到既有的秩序，這是進步的社會成本，於是台灣的統治者和統治階級遂開始在這方面做文章，宣傳說學運社運替人們的生活帶來不便。這是一種希望煽起人們的小私利情緒來否定公義的策略。
—台灣統治階級的若干所謂名流，開始發表一些奇怪的言論，例如有名流宣稱台灣批評太多，應該每人多扮演建設性角色云云，這是一種假中立、假勵志、真反動，以軟性方式企圖打壓學運和社運；最荒唐的是，居然有名流宣稱「民主不能當飯吃」，這已是公開的反民主了，這是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出現的論調，卻被台灣宣傳。
自私的商幫文化 山西幫最典型
綜合上述這些反應，我們已可看出，由於台灣學運和社運的壯大，一個新型的反改革運動已告出現，它完全沒有任何理性的基礎，遂只好在鼓勵人們的自私上下手。這是一種古代東方專制主義的復辟。中國古代的專制王權，為了壓制人民的呼聲，遂在鼓吹人們的自私上下手，一個人最好少管公共事務，多管生活的安穩，以求發財致富，一世無慮；如果行有餘力，則吃齋拜佛，多做善事，希望能有福報，這些都是惡劣的自
私或高尚的自私，它都和國家與社會的公義無關。縱使是高尚的自私，也無法造成社會與國家的進步。近代中國學術界研究古代各種商幫，發現到商人自私求利，大了後就搞政商關係，賺了大錢後就養戲子、蓋豪宅，這種自私的商幫文化，以「山西幫」最為典型，今天的郭台銘鼓吹反民主的自私價值，就是古代山西幫的再現。
因此，今天的台灣，已到了文化發展的關鍵期，統治者為了反改革，已開始鼓吹人的自私，要用自私來壓抑一個國家社會最重要的公義。這是可怕的趨勢，沒有公義，台灣會有幸福的個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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