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專欄】朱敬一：財經官員懂創新經濟者幾希？

2014/06/09

作者: 朱敬一

  

讀者若翻閱30年前的經濟學教科書就會發現，當年的總體經濟學大略涵蓋三個半的主題。三個完整的主題分別是景氣循環、物價膨脹及國際貿易與金融，另外半個主題是經濟成長。之所以經濟成長當時只能算是半個主題，是因為成長理論權威梭羅（R. Solow)教授知道：土地、勞動與資本只能解釋經濟成長的20%至50%，另外不能解釋的50%至80%「大概」與創新有關。雖然梭羅猜測這50%至80%的空白與創新相關，卻無法理解創新在經濟運作過程中的角色、關鍵等，所以當年的成長理論篇幅不大、應用不廣，故只能算是半個主題。

這樣的「半調子狀態」大概要到1980年代末期後，靠魯卡斯(R. Lucas)、羅麼(P. Romer)、蓋羅(O. Galor)等人的研究努力，才有所突破。在此，我想援引「科學」雜誌2013年的一篇文章，向大家解說科研創新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觀念釐清了，大家才可能真正了解創新經濟。

美國科學促進院（ＡＡＡＳ）院長普銳斯（William H. Press）與若干研究者在文獻中指出，應用科研創新所產生的知識，具有以下幾種特色。第一，後進國家或許能夠在經濟發展初期，靠著勞力、資本的擴大投入與投入效率的提升，而促進經濟成長；但是在「拚效率」的短期效果耗盡之後，對成熟經濟體而言，知識創新才是中長期經濟成長最主要的動力。第二，知識創新具備無敵對性（non-rivalrous）：一項知識若是傳遞給甲，助其提升生產效率，並不妨礙該創新之同時傳遞給乙，也助乙提升效率。也因為知識具有無敵對性，因此以知識創新為主軸的經濟，往往能夠突破傳統經濟體系中報酬遞減的宿命，而具有報酬遞增的特質。

知識創新的第三個特性，就是其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張忠謀先生所創晶圓專業代工的營運模式，不但使台積電獲利，更間接促成了Qualcomm、聯發科、Marvell等晶片設計公司的出現，也使他們大大獲利。有時候，知識創新的外溢效果可以遠大於研究者本身所能預見。前述知識外溢效果，對於科研投入的政策方向，是有重大意涵的。假若某公司為了改進生產效率而研發其技術改善，並且能以專利保護使研發成果完全不為外人取得，那麼這種研發就無從外溢，政府在此中就不必有角色。然而對於許多基礎研究或純粹為求知、求真所做的研究而言，它就極可能有外溢效果，但研究者本身卻無從獲益，故從事此類研究的誘因不足，更需要政府的科研支援。

知識創新的第四種特性，就是所謂的重尾效果（heavy-tail effect）。重尾效果是相對於大家熟知的常態分配。就常態分配而言，平均數加上四個標準差的極端事件幾乎絕不可能發生；但是對重尾分配而言，這類極端事件卻是偶能得見。例如，量子力學的提出超級重要，是開啟現代半導體與資通訊新時代的基礎。盤尼西林的發現也是超級重要，大幅降低了因感染造成的死亡率，也間接造成了以後人口的高齡化。只要環境適當，這類極重要研發絕對會偶一呈現。知識創新重尾效果特性的科研政策意涵是：科研投入要穩定、有耐性、不要急功近利。穩定投入科技，中長期而言一定會因重尾效果而得到可觀的回報。

現在，我可以回答為什麼許多財經官員不懂得創新經濟：這很可能是因為他們是在1990年成長理論漸趨完整之前畢業，之後就不再對狹窄專業或行政業務以外的任何知識有任何吸收。這是余英時院士所說「對很多事知道很少、對很少事知道很多」的典型。台灣的經濟政策若是操在這種知識不足的人手裡，那就會是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