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核心信仰的底層意識,可理解今日川普與哈佛之爭,或許可增長見聞,而且2500字,年輕人不嫌長,可提升個人競爭力,特別對包括我在內的多數無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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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yne Wong
哈佛大學由清教徒創建於1636年,是北美第一所高等學府,當初為培養牧師和基督徒學者而建。在哈佛校門口有一個石碑刻著建校者的心聲:「上帝的保守讓我們平安抵達新英格蘭,我們建立家園、建立敬拜上帝的教堂、也建立了政府,以惠及後代。接下來,我們最渴望的事情之一就是更多學習。唯恐當我們歸於塵土時,只留給眾教會一個沒有文化的執事。」
乘承歐洲早期大學的傳統,哈佛的校徽是盾牌的形狀,校徽上的拉丁文“Veritas”即“真理”的字樣,分佈在三本書上。最初的哈佛校徽周圍還環繞著“pro Chistoe et ecclesia”拉丁文,即“為基督及教會"。歷史上的校徽中的三本書中有兩本是向上翻開的,另一本則朝下扣著。翻開的兩本書,象徵上帝啟示給人類的知識;扣著的那本書,象徵人類對上帝的真理不可能全部掌握,上帝有上帝的奧秘。
今天的哈佛校徽上,我們還能見到Veritas的字樣,但是三本書都是向上翻開的,隨著時代的變遷,周邊具有濃厚基督教意味的拉丁文也不復存在了(象徵啟蒙運動後,人不再相信上帝和上帝的奧秘)。
哈佛作為人類歷史以來的最高學府,在新世紀重演一遍失樂園的悲劇。聖經的開篇講述人犯罪的源由:吃了上帝不允許人吃的分辨善惡樹的果子,眼睛就明亮了,罪與死從此進入人間。許多人小時候讀這個故事不解:難道上帝不希望人知善惡?不希望人聰明?為什麼“分辨善惡”是罪?當你看清哈佛的演變,便逐漸理解伊甸園的意義。
哈佛原本沿用清教徒設立的規則,校董會自稱「只對上帝負責,不對任何人負責」。各學派雖紛紜激辯,但校方管理始終以聖經為根基。最具象徵的例子是哲學系大樓刻下的經文:「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在哲學大發展的近代歐洲,黑格爾、馬克思、尼采等名家崛起,哲學被塑造成高舉人類理性、自我判斷的智慧之學。而哈佛卻用聖經話語提醒,這些自負的人本主義者:你們的理論不算什麼,唯有上帝的顧念才使這所大學得以立足。
哈佛長期的「保守專制」沒有阻礙學術發展,反而令其在百年間超越歐洲名校,躍升為全球第一學府。基於信仰的秩序持續到二戰後,隨著大量猶太人移民美國並在學術界取得卓越成就,他們也逐漸進入哈佛的管理層。
猶太人信奉舊約,不承認耶穌基督與新約,因此其信仰是不完整的。舊約帶來創造與律法,卻沒有救恩與終末。他們仍在等待彌賽亞,尚未領受全部啟示。猶太知識份子的聰明才智加上對未知的好奇,促使他們突破舊有的神本框架,以人為中心展開探索。
最具轉折意義的人物是Larry Kohlberg,道德心理學的奠基者。他用科學方法研究人類的道德判斷機制,成為第一個將道德從神學、哲學帶入科學領域的人。在聖經的光照下,關於道德本無爭議,按神的命令列就是義,違背就是罪。但Kohlberg試圖用理性來分辨善惡,這一步恰如偷吃禁果,打開潘朵拉盒子。他的研究一時聲名大噪,但最終沒能為人類的道德困境提供出路。
更具顛覆性的是他的學生Carol Gilligan。她以批判Kohlberg的理論為「男權主義」而成名,指出其研究樣本都是男孩,不代表女性。她自立門戶、研究女孩的道德判斷,並聲稱發現女性在道德上更具同理與關懷,由此掀起女權理論的科學化浪潮。
Gilligan藉此成為70年代女權運動的精神領袖,被《時代》週刊評為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然而,她的研究從未被成功複現,原始資料始終未公佈。此後更多研究指出,男女在道德上無顯著差異。但這時Gilligan已名利雙收,開啟「政治正確」與「學術腐化」的先河。
Kohlberg的分辨善惡嘗試,在Gilligan手中發展為自訂善惡。從神學角度看,他們都背離箴言:「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他們用人本主義代替神本主義,用性別意識取代永恆律法。道德不再是「出於信靠與順服」,而是「出於抗爭與主張」。這股思潮從哲學、心理學,蔓延至文學、教育、政治,逐漸成為主導哈佛乃至整個西方學界的左派意識形態。
這種墮落在象徵上也展現出來。哈佛校徽上原有三本書,上方兩本代表新舊約,下方一本原是反扣,象徵人間知識需伏在神的啟示之下。如今這本書被打開,與聖經並列,意味人的智慧被提升至與神同等的位置。這正是撒旦的誘惑:「你們便如神,能知善惡。」從Gilligan到後來的同性戀校長,哈佛高層在道德和學術上越來越不受約束,甚至不惜偽造資料、剽竊成果,只為迎合意識形態或維持既得利益。哈佛已然成為既不對上帝負責,也不對人負責的專制之地。
諷刺的是,Kohlberg最終抑鬱症自殺,留下遺言:「在一個不道德的世界,研究道德有什麼意義?」這正應了聖經對亞當的審判:「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以人類智慧研究善惡,卻走入死胡同;他開啟了一場對神聖秩序的背叛,最後也被這秩序反噬。
基督信仰指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罪的工價就是死,唯有在耶穌基督裡才有赦免與生命。因此,無論男女,道德本無優劣之分,所有人在神面前都是無可誇口的罪人。聖經早已啟示我們「一切關於生命與敬虔的事」,無須人類再添加。凡標新立異的智慧,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驕傲、謊言與悖逆。真正的智慧,是在信心中領受啟示;真正的學問,是承認那不變的真理。
如今的哈佛將敬畏置於一旁,靠人本與理性主導學術,卻換來混亂與虛偽。正如希伯來書所說:「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信,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哈佛失去不只是信仰,而是智慧的根源。
若年輕的清教徒牧師約翰·哈佛重返其以生命積蓄所扶持的學府,恐怕將流淚不止。他當年將一半家產與珍貴藏書捐予「新學院」,所盼望的並非一所為精英世俗榮耀服務的知識殿堂,而是「為基督與教會的真理」(Veritas Christo et Ecclesiae)而設的屬靈燈塔。對他而言,知識若脫離敬虔,不過是驕傲的工具;教育若失去救贖的旨意,不過是通向虛空的道路。
他或許會震驚發現,今日的哈佛,已將上帝逐出講堂,將基督之名從校訓中抹去,轉而崇拜人文主義、相對主義與自我實現的偶像。他會質問:昔日為訓練神僕、傳揚真道所設的學院,何以成為今日鼓吹「去上帝化」與性別意識形態的先鋒?
作為清教徒,約翰·哈佛深知人的心本是詭詐的。正因如此,他相信教育必須紮根於聖經真理之上,否則「知識越多,敗壞越深」。他會重申箴言的教訓:「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若失去這個起點,一切教育都將偏離正路。
或許,約翰·哈佛最深切的呼籲,不是要恢復名字,而是要喚醒靈魂:喚醒曾以「基督與教會」為榮的學府,重新認識賜智慧與生命的源頭;喚醒西方文明,從自我為中心的深淵中悔改歸回,回到真理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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