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友的發語權與解釋權

我認為，街友其實有發語權與解釋權，只是對象只限於關心他們的善心人士或社會工作者，以及少數的媒體報導

例：他的街遊課 讓台大教授也驚豔
http://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ontent-80417-114065

讓街友重獲自尊的方式很多，給發語權與解釋權可能只是充要條件。君不見，多數新加坡人對多項公共事務繳出發語權與解釋權，但那些人有失去自尊嗎(這需要他們自己定義)？

人人都希望能發聲，都希望擁有發語權與解釋權，但試問，擁有發語權與解釋權的人都會反省與改變嗎？我看未必。社會很多善心人士用各種不同方式協助他們，街友重回社會不在少數，只是大家默許繳一點點的稅即可，所以這些工作只能仰賴民間及微薄的政府經費。

台灣早年就加入國際race-to-the-bottom的遊戲，將國內的勞工環境愈壓愈低，加上國家為私人資本開拓商機，加入國際組織，開放本地市場，政府的執政路線向新自由主義傾斜，於是被剝削的底層人士越來越多。政治理論說國家的作用是要貼補losers，所以有社會援助網，有各種福利。但台灣的現況是，默許(或故意)繳一點點的稅，以致社會安全網早就破洞百出。政府永遠的藉口是，富人流動性高，家庭在一個地方，公司在一個地方，資金又在另一個地方，所以只能這樣。有時，他們的說法更誇張，低稅是幸福，我們不能幸福嗎?(ea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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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社會底層下的遊民─遊民的形成、被害經驗與治理之論述
許華孚、陳治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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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民現象的結構與解構後的建構

臺大法律學研究所教授　李茂生

　　遊民的議題在我國的諸多社會學或法學研究中，一直都沒有受到重視。然而，遊民是一直都存在的一群，不是作為一種階級或身分，而是作為一種特殊的生活形態而存在，理應受到人們的關注與研究。也只有在深入理解後，我們才能對採取這類生活形態的人們，做一個價值判斷，並採取正確的對應。

　　那麼，到底什麼是遊民？雖然一語以遊民概括稱之，但是在其內包含了前科者、肢體殘障者、精神障礙者、失業者等等傳統的身分，他們共通的特徵就是同樣都是homeless。換言之，就正常人而言，他們就是居無定所，失去家庭庇護的非正常人，是一種採取漂泊生活態度的人。換言之，他們是存在於不存在的空間的生命。

　　透過符號溝通理論與標籤理論的解析，我們可以明確查知正常的社會將遊民的特質定調在懶散、骯髒、危險等層面，而且也發現不論我們所採取的對應是排斥、拘禁、隔離還是福利施捨，最後我們的所作所為都趨向於蔑視遊民的人格，讓其愈加產生自卑感，進而增強正常與不正常之間的區隔。

　　換個觀點而言，我們是透過諸種手段凝視、標示遊民的存在，藉著負面形象的塑造與遊民的些微反抗，再度地肯認了我們現在所承認的價值。這是明顯的權力運作，發話權與解釋權全都掌握在正常人手上。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等誠然是資本主義下勞工的最佳德行，但是要求這些勞工特質的結構，正也是製造出遊民的癥結。所以，當我們經常遺忘這個結構性因素時，也不是個特別值得驚異的事情了。

　　更進一步，不論是警察的消極驅離、積極訊息蒐集，還是慈善團體所為收容、社工的後勤援助等 ，姑不論其無奈、善意或憐憫的心境，整個處理事務的流程，客觀上即已呈現出逐步將遊民逼到另一種境界的現實。這種批判容或過於抽象，或許我們可以藉著所居空間的區隔，更加具體地來展現這個現實。

　　首先當遊民只是剛開始遊蕩時，其尚可生活在社會的某個角落，雖然人際關係與工作等，已經不太穩定，但是尚與「正常」社會保持一定的聯繫。其後，遊民的特質愈來愈濃厚，其開始依附在宮廟、慈善團體或官方所提供的臨時收容空間，於進出之間，逐漸失去自我尊嚴。最後，其只能長期待在公共空間，企圖在不能維持隱私的空間中，創造出虛擬的隱私空間，並沈溺於其中。然而，公共空間中的隱私空間僅是一種想像，而維持住這個想像的可能只是一個瓦楞紙箱或一席棉被而已。所以縱然利用時間差而於夜間進行虛擬，遊民仍舊會被驅離，或因為正常社會不斷設置的障礙而流離顛沛。換句話說，最終階段的遊民，其所居空間是個不存在的空間，其存在於不存在的空間中。在這個階段，遊民所擁有的只剩名字與身體等殘餘價值，而這會讓他們處於極度容易被害的處境。

　　讓我們回憶一下阿岡本對於僅存肉體生命的神聖之人的描述。古代羅馬人對於危害尊親、挖掘境界石碑或對客人不敬的人，單純地將之排除於法律保障之外，任何人殺害這些人的時候，都不會被追究殺人罪責，同時這些人也是與神相同都是一種純粹生命的存在，所以不得尋祭奠的儀式而將之當成奉獻給神的祭品。社會中最終階段的遊民正就是現代社會中的神聖之人，我們在深層心理中極度羡慕其脫離規範而自由生存的生活形式，但是同時也不斷毫不容情地驅離他們，眼不見為淨，當然也不會給與太多的關注或援助。

　　雖然正常的社會中還是會有人，想替這些聲帶被割除的邊緣人發聲，但是這只是代言而已，代言人仍是正常社會中的一員，其發聲以及該發聲的意義仍舊受限於正常社會的語言結構。正如奧許維茲的殘餘者一樣，證人就是證人，永遠不能成為本人。如今我們必須做的不是代言，而是找尋機會讓神聖之人發聲，然後讓他們有機會解釋自己的聲音的意義。發語權與解釋權都操控在他人手上的生命，終究無法獲得真正的自尊，其生命的治理將永遠不會是其自身倫理反省的成果。

　　本書是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的許華孚與陳治慶兩位先生的共著，提供了關於遊民現象的研究取逕與無數的、多面向的深度資料。相信這本書會是研究遊民現象或其他社會邊緣的里程碑，於此樂於替這本書做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