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29日 星期日

忽視這3點建議,30歲時將發現自己一無所獲

20歲的你若忽視這3點建議,30歲時將發現自己一無所獲

撰稿:Sophina Chou

我們從小到大經歷了許多次的畢業典禮,不同形式的畢業典禮都成為我們生命的重要印記,它標註一個階段的終止,同時也開啟另一段全新的人生序曲。

畢業時的心情是複雜的,喜悅之外更深知自己必須在將來承擔更多責任,同時在出社會工作之後,也期待能夠驗證考核大學四年的成長,希望在職場上能再次得到一個A+。然而,回想過去十幾年的校園生活,我們可能會對一些尚未啟程或是中途放棄的夢想而感到遺憾,害怕自己再也沒有機會仗著年輕、毫無顧忌地揮霍時間去追夢。

追夢才能成就青春

講者Diana Nyad在她64歲的時候,成為首位成功從古巴長泳至美國佛羅里達州的泳者,她花了53個小時,泳渡長達180公里的距離。這並非一個幸運者的故事,而是一個勇者克服年齡和體力限制,在失敗4次之後仍然無畏失敗的夢想詩篇。

美國羅斯福總統曾說:「如果你甘於選擇坐在舒服的椅子上,僅僅當個旁觀的評論家,那就去吧。然而,有人選擇守護自己與夢想的約定誓言,為了追求夢想奮不顧身地跌倒起身、弄髒衣服,甚至受傷流血,但他們並不害怕,因為他們選擇勇敢的生命方式。」

Diana的故事告訴我們,追夢永遠不嫌晚,無論我們的年紀多大,都有追尋夢想的權利和義務。我們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就必須付出行動,光是永不放棄的口號或信念是不夠的,我們必須身體力行永不放棄的生活態度。

台灣的教育系統過於重視升學考試,有些大學生念了4年自己不喜歡的科系,直到大學快要畢業才意識到探索自我興趣的重要性。因此,學校科系反而變成一種侷限的框架,學生即便描繪出關於未來生涯的夢想藍圖,卻不一定有勇氣跨越框架、突破社會和父母的期待。

人生就像單行道,沒有回頭的機會,千萬別讓過去限制你的此刻以及將來,青春不是追夢者的通行證,事實上,我們因為勇於追夢才能成就青春。

二十歲的重要決定

雖然追夢永遠不嫌晚,但是我們仍然應該謹慎看待人生的每個決定。

80%關於人生的重要決定,都發生在35歲之前。開始工作之後的10年,可能會對於我們將來的事業發展和財富累積有重要的影響,此外,也有一半的人在20幾歲時就認識自己將來的結婚對象,而大腦在我們30歲前會完成最後一次的生長,因此,20歲是一個重要的人格養成階段,將來你想要過哪種生活,從現在開始就必須正確教育自己的心態。

美國媒體創造了twixters、kidults兩個字來形容剛從大學畢業、依賴父母、低經濟能力、工作尚未穩定的20歲年輕人,隱含「永遠長不大的小孩」的貶義。

Meg Jay指出5歲以前是大腦發展、學習語言的重要階段,而20歲看似平淡的日常生活對於將來你究竟會成為哪種人更有著深遠的影響。因此,她積極鼓勵畢業生提早思考往後的人生規劃,成為心智成熟且生活獨立的成人。

問自己想成為哪種人

美國作曲家伯恩斯坦曾說:「想要成就偉大的目標,你需要的是計劃,以及不太夠的時間。」千萬不要安慰「自己還年輕」、還有許多年可以探索人生,應該把握剛出社會的幾年,讓自己往「想要成為的那種人」努力,若你蹉跎20歲的珍貴時光,30歲的你將發現自己一無所獲。

Meg對於20歲世代的年輕人提出以下3個建議:

1. 拋開定義,努力投資自己

有些畢業生對於未來想從事的工作領域只有大略的想法,還不知道這是否為一條確切可行的路,卻急於為自己在職場上尋覓一個明確的定義,因此感到非常徬徨。

Meg提醒我們,與其身陷於對工作的自我認同危機,不如給自己一些時間好好努力累積實力,培養專長以增加自己的價值,她也指出實習、創業、海外工作都能幫助我們探索自我。

2. 踏出熟悉的交友圈

一般來說,我們的交友範圍都侷限在相似學歷背景的朋友,大家的成長背景也相去不遠,雖然相處起來非常輕鬆自在,卻也缺少激盪彼此不同想法的機會。

Meg認為能夠幫助我們打破框架、跨領域思考的朋友往往不是來自既有的朋友圈。新的想法和工作機會經常暗藏於「弱連結(weak tie)」的朋友或同學,我們應該打開心胸、嘗試認識不同領域的新朋友,在談話之中或許能得到關於未來生涯疑惑的解答,說不定還會幸運地遇見我們人生中的伯樂!

3. 謹慎選擇人生伴侶

我們無法選擇自己的家庭,但我們可以選擇未來的理想伴侶。

雖然結婚可能是30歲的事,但Meg認為從20歲開始就必須謹慎地選擇伴侶,我們不會希望自己浪費幾年的寶貴青春在維持一段不理想的關係,與其讓自己成為別人的選擇,不如靠自己找到最好的答案。

Meg Jay說:「20出頭的年輕人就像剛從洛杉磯起飛的飛機,任何一點方向的改變就能降落在不同的國度,在妳21歲、25歲或是29歲的時候,任何一段好的對話、一次好的休假旅行、一支好的TED演講,都能對你往後的人生帶來深遠的影響。」

所有剛踏出校園的畢業生,現在正是你可以決定人生的重要時刻,請懷抱著永不放棄的精神,勇敢選擇你想過的人生!

只有「愛」還不足以克服一切困難

親愛的,要懂得愛自己,但只有「愛」還不足以克服一切困難

親愛的,不論你現在是單身還是正處於上一段情傷當中,又或者你正面臨著一段不是那麼順遂的男女關係當中……

當和自己獨處的時候,你是否會想起身邊的誰誰誰,覺得他們好幸福,為什麼自己的戀情就是這麼不順遂;當一個人走在街上時,看著甜蜜的情侶或是一家子,你是否會感到很無奈又心生羨慕,為什麼那個主角不是你?

好多的不公平跟淚水讓你無法釋懷,你一股腦的疑問跟憤慨,讓你想對著天直吶喊「為什麼!是我比較傻嗎?」「為什麼!是我不夠好嗎?」「為什麼!是我家世背景不夠優秀嗎?」

終究你快喊破了喉嚨、快哭瞎了眼睛,仍然無解。

其實,親愛的,我想告訴你:有些情侶、家庭看似幸福圓滿,不見得真是如此,即便有這樣的情況,真的,只能稱得上比較「幸運」而已。

這跟聰明才智、外貌條件沒有關係。

的確,聰明有智慧的約會、戀愛,或許可以達到自己的目標,可以幫你擋去許多豺狼虎豹,最後你選了一個各方面條件都很優異,品德良好的伴侶,卻發現你們的床事大不合,這也是常有的事。

一開始就認真負責的約會、談戀愛到相處,一步一步你們都小心翼翼,但誰也無法保證你們倆註定就會一直到老。個性有可能會大衝突,對婚姻、家庭的價值觀或是步調也有可能南轅北轍,也難保對方或是自己不會有一天意亂情迷出了牆。

聰明有智慧的約會、戀愛,真的就能夠100%找到那個真命天子嗎?不一定。

的確精明一點,可以讓你在修習愛情學分這條路上少走很多冤枉路,但卻不能確保你一定找得到一個跟你什麼都合、他的全部你都能欣賞的人,反之亦然。

如果真的找到了他,親愛的,請好好把握,因為那真的很不容易,那真的很幸運。

一直碰壁、一直這麼努力去愛的你,不要失望、不要灰心、不要哭泣,因為大多數的人,都跟你站在同條線上。

感情的世界裡,真的不是比誰有錢、誰比較瘦、誰比較有名有地位、誰比較美比較帥就一定能找到永久的幸福,說到底比的是「幸運」。

因為,即便你再美對方再帥、你再有錢對方多有地位,都不代表在一起之後所有的一切都會一帆風順,相處上就不會有任何的問題。只是,先天的條件好一點,的確可以延緩問題蔓延的速度,但說到底,人的感覺終究是最真實且赤裸的,你不可能一直欺騙自己的感覺:愛或不愛、心是否溫暖、是否感動、是否真心、感覺對或不對……時間長了,你也瞞不過自己的心。

即使是在這個幾乎用錢什麼都買得到的時代,外在的問題可以獲得解決,但感情的世界終究是感性的,充滿變數又不可預期。

你怎麼會料想到一切都進行得那麼順利,開始見家長之後就一切全變調;你怎麼會預知到一切你看全是剛好其實都是裝好,對方以及他的家人疼愛你到不行,最後只是貪圖你能繼承的家產。

你怎麼會想到彼此這麼相愛又相守的人,突然一方在婚後沒多久患上重病就離你而去;你怎麼會明白交往五、六年的伴侶,突然說出國深造,丟下一句「不想拖累彼此」就飛了出去從此音訊全無。

你無法明白,也無從理解,更難以接受。尤其是,真心且用心經營深愛過的感情,更讓人扼腕。所以,如果你正擁有的愛情,是如此契合跟令人滿意,你能說自己不幸運嗎?

你今天很幸福,你不用花什麼力氣就找到了一個很好搞定的人,又不曉得為什麼對方就是愛你愛得要死,相處上也沒什麼大問題,那麼,記得要心存感恩,你真的很幸運。

你今天很幸福,但你是費盡千辛萬苦才和他在一起,又花了很多的力氣在磨合、又廢了千斤重的苦心在相處溝通。因為愛他,你甚至練出肚裡能撐船的氣度在包容他,對方因此受到感動,並且更愛你,你們終於執子之手準備與子偕老,那麼,請你務必也感恩,因為,你真的很幸運。

為什麼?

親愛的,你要知道,有很多時候,對方根本不會理會你為他所做的一切,他覺得習以為常、他視之為理所當然,你再怎麼努力他還是照樣給你擺爛的案例不下千次。

所以,你遇上一個會有反應的人,會覺察自己、覺察你們兩人感情的另一半,會懂得要感恩、改變自己,會在愛裡更深地學習如何愛彼此的他,這還不幸運嗎?

Photo Credit: Bhumika Bhatia CC BY 2.0

很多人都以為,只要有「愛」各種困難都能克服,但親愛的,你忘記了一件事情,這是有前提條件的。這邊我們僅根據心靈層面做探討,條件有二:

  1. 雙方都懂得「愛自己」。
  2. 雙方都保有「愛」對方的心,不是只有一點或是剩下一點,是很多。

這兩個要件,不可或缺。簡單來說,雙方都懂得愛人以及被愛的幸福,而彼此之間有著深層的愛,也就願意共同面對挑戰、克服困難、彼此讓步,為愛下功夫。

很多坊間的兩性、心理作家(學家)常在說「要懂得愛自己」。為什麼?因為不愛自己的人,同樣地也沒有能力愛別人。

每個人多多少少都聽過這句話「要懂得愛自己」尤其在一次一次情傷過後的男男女女,更對這句話印象深刻,為什麼?因為大家都想戀愛成功,誰不想幸福快樂?

「不懂得愛自己的人,怎麼懂得愛人?」這句話傳著傳著,你不焦急旁邊的人都替你跳腳,要你趕快多愛自己一點,這樣你才會遇到好的對象、這樣你遇到下一個人的時候就能修成正果 blah blah blah…

然而,真的是這樣嗎?不,感情這件事一直都不是單向的,它必須是雙方都要懂得「愛」,才會使得兩人同在一個水平上。

人若不知道如何愛自己,又怎會曉得要如何愛別人呢?怎麼會曉得對方需要的愛是什麼呢?他們不知道該怎麼愛,不曉得對方需要的愛是什麼。說來說去,還是一句老話「自己內心缺乏的,也不可能給予別人」。

那,怎樣子才叫做「愛自己」?這聽起來很模糊,因為鮮少人用正確的方式教導我們,或是把它列為成長過程的必修課程,更嚴肅的來說,又有多少人敢勇敢的開「愛」這門課?

什麼是「愛」?現在網路的普及,資訊傳遞非常快且豐富,幾個鈕按一按,一查什麼資訊都會跑出來,但卻讓人看得眼花繚亂,到底要從何下手?什麼都該嘗試去學習嗎?親愛的,你要知道,現在有許許多多錯誤的觀念摻夾在其中,偽裝成最美好的愛,一些片段不完全的愛,卻讓你誤以為是最圓滿的感情。

學習「愛」固然是件好事,認識了解自己也是一件好事情,然而除了吸收學習以外,你一定要懂得分辨是非真假。

「愛」這門學問從來就沒什麼人教過我們,爸媽、同學、老師、主管?沒有,這門學問從來就是自己一路學到底。在談戀愛上面,基本上就是以「經驗值累積戰鬥力」。但歸根究底,「愛」這回事,還是得從探索自我來深入。

當然,有些人是非常幸運的,出生在一個富有愛的家庭裡,有懂得愛的雙親,從小就導引著你愛是怎麼一回事,導引著你如何自我探索。然而,如果你不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不懂得愛人是怎樣的一回事也別氣餒,因為大多數的人,都跟你一樣,努力著學習想要變成一個更好的人。

不論你經歷過多少感情,你活愈大你會愈有體悟,愛就跟呼吸一樣,你需要它、你避免不了它更離不開它。人跟人之間相處,說穿了永遠離不開「愛、寬恕、包容」,感情也一樣。

很多事情,如果沒有愛、沒有包容、沒有寬恕,感情怎麼談都難。

相愛,不一定要到死去活來的地步,僅求,全心全力再盡心盡力;
寬恕,不一定要到能包山包海的深度,僅求,覺得快要辦不到的時候再給對方多一點;
包容,不一定要到歡喜接受的程度,僅求,選擇堅持走下去,那包容就做到「甘願」。

不論現在的你正面臨什麼樣的感情狀況:記得要一直愛著自己,寬恕每一段受傷的感情,包容自己跌倒的軟弱,多給自己一點耐心等待幸運。

親愛的,你能否再給自己一次的信心,深深地相信,凡用心愛過的人,最後一定都會幸福的。

*Anna & Love真心推薦:利奧.巴士卡力(Leo Buscaglia)的著作《愛.生活與學習》(Living, Loving & Learning)

Leo是一位非常優秀的演說家,更是傑出的教育家,他更勇於傳授的「愛」的課程,為廣大的群眾建立愛的橋樑,讓許多的人獲益良多,我也是其中之一。

2014年6月27日 星期五

人間異語:安葬2千貧孤 永遠的送行者

 

人間異語:安葬2千貧孤 永遠的送行者

2014年0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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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願愛心協會執行長 吳倪冬月

Q:當年怎會開始替陌生人免費下葬?
A:過去與先生經營公司,退休後因緣際會加入協會,每周日到中山女高集合,前往探訪貧戶,親自將善款交到他們手上。民國88年,有位美籍老太太Betty到東南亞旅遊,最後一站來到台灣,卻不幸病逝台大醫院,美國在台協會在當地登報聯繫不上她家人,遺體就這樣冰了1年。
Betty老太太走前,曾提過她認為自己前世是中國人,所以我們以基督及佛教儀式送她最後一程,骨灰就放在福德公墓,自此開啟協會替弱勢家庭免費殮葬的路程。


拒絕捐款 被掛電話

16年來,從我手中共送出2000人,多數為25歲到65歲。這些人我全不認識,經費就由每周日自發性集合的志工們自掏腰包,每次上限1千元,不接受外界捐款。曾有民眾一口氣要捐100萬、1千萬遭回絕,還氣到掛電話。協會不經手錢,本意在讓想行善的人,親自將錢百分之百交到貧戶手中。
需要免費殮葬的人,都是經濟有困難。有的久病無法付醫藥費,有的可能因遺棄家庭、家暴,導致家人不理會。人貧困潦倒時,親友無法伸援手,告別式沒人來,會場冷冷清清,我們日前發起路過殯儀館活動,就是希望讓更多人送往生者一程。
Q:國人對喪事多半有忌諱,妳為何不怕?
A:我媽47歲肝癌病逝,我才8歲,家中10個兄弟姊妹就輪流鋪稻草,睡在媽遺體旁守靈。頭七那晚11點多,我們聽到廚房傳來聲響,爸說「會不會是回來了?」走到廚房看,發現應是貓跑進來踩到鍋蓋,馬上幫孩子解答並非靈異事件。那時爸教我的,就是很多事都是想太多才緊張。
我替陌生人送行,剛開始還有點忌諱,尤其那時媳婦剛生孩子,我每次去完喪禮,就從家後門溜進去,趕緊洗澡再見家人。人一直很平安,心中就不會毛。

SARS遺體 沒人敢接

民國92年發生SARS,台灣社會人心惶惶,那年殯儀館一有遺體載進來,大家就立刻閃光。和平醫院的林姓洗衣工、劉姓看護工染病身亡,當時居家隔離都沒人敢接近,更何況是感染SARS死亡的遺體,沒人敢接。我們會長去接了遺體,替他們辦告別式、撿骨,之後就去自我隔離,我們拒絕社會局當時補助,還給家屬慰問金。
Q:看那麼多人的最後一程,人生觀有改變嗎?
A:蓋棺前,我都會告訴他們世俗圓滿了,希望他們能放下。我73歲了,看報紙常說學生沒大體解剖,60歲生日那天,我決定走後把大體捐給輔大醫學部。生老病死本是必經過程,人不用活太長、不需要擁有很多,走了後也帶不走什麼。
9年前我有天突然沒聲音,檢查是甲狀腺癌。手術當天早上,我還跑去游泳,來得及趕上開刀就好。人生病痛無常,既來之,則安之,我還自己安排手術跟找看護呢!人生到這階段已無所求,只要能心平氣和,就沒什麼過不去的事。
特約記者何青衣採訪整理

劉曉亭 孩子沈溺電玩怎麼辦?

手機跟電腦都是好東西,「無法控制自己」才是大問題。如果父母發現孩子有某些壞習慣,第一件事不該是指責孩子,而是「先為自己認罪悔改」,唯有父母願意謙卑承認自己的缺失,才不會只想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而是願意「生命影響生命」跟「生命陪伴生命」,這個態度是挽回孩子的關鍵。

因為孩子出生的時候是一張白紙,他的基因將來可能會禿頭跟患有心臟疾病,但是絕不包含「沈溺某些壞習慣」。父母的誠意就是幫助孩子改變的最大動力!如果父母用了對的方式教育孩子,基本上孩子不會有一些不當行為,如果不是這樣,而是「不管你怎樣用心養小孩,小孩都會變壞」,請問,誰還敢養小孩?
養小孩的前提就是「相信我們可以養出對的小孩」,聖經也說「用神的話教養孩童,使他到老不偏離」,也就是說,原則上,依照真理養小孩,雖然養不出完美的小孩(因為人有罪),但是至少不會養出沒有自制力的小孩。
手機跟電腦都是好東西,「無法控制自己」才是大問題。所以我們發現孩子有些不當舉動跟習慣,真的要反省自己,為何這個孩子控制不了自己?原因很可能是:

  1. 我們的愛跟真理是一種教條,變成了「掌控」,一天到晚講道理,孩子跟我們在一起很有壓力不快樂,所以他進入虛擬世界找快樂。
  2. 我們疏於陪伴孩子,只是照顧他們身體,沒有真正理解孩子,他們苦悶,所以投入虛擬世界或是某種習慣。
想想看,父母忙碌的時候,孩子說「給我玩手機」,代表什麼?豈不代表我們疏於照顧?代表這個孩子有很多「無聊」的感受。太多忙碌的父母長時間都在對抗孩子的無聊,忘記孩子寶貴的光陰正一點一滴在遊戲中虛耗。沉溺電玩的殺傷力基督徒之所以反對孩子花很多時間投入電玩,主要有以下原因:
  1. 電玩看起來可以讓孩子掌控,但是其實是電腦程式掌控孩子。一個健康的孩子很快就會發現,遊戲表面很好玩,但是其實都是死的程式,所以他們必須不斷更新,長久下來其實會扼殺創造力,他們只是不斷投入更新更酷的遊戲,這會讓孩子進入真實世界的時候,充滿挫折,因為現實生活是必須面對很多難以改變的型態。
  2. 電玩提供的成就感不是「正向成就感」。看起來電腦可以不斷重來,但是其實只是反覆一樣的東西,只是「重新開始」,但是這在真實人生中並不存在,同時,你在網路上跟網友合作愉快,不代表「你真的認識他」,這會讓孩子未來的人際關係出現錯亂。
  3. 電玩的閃爍與快速會讓孩子失去耐心,脾氣變差,容易不耐煩。
明白了這些,再想想孩子為什麼會沈溺,就會發現主因是「孩子不快樂」,這不是電腦遊戲跟網路的錯,一個身心健康的孩子會喜歡玩遊戲,但是不會沈溺其中,因為他會自然發現,玩久了很無聊,只是重複一些沒有意義的東西。
如果孩子不覺得,反而一直覺得好玩,這就代表「他的內在出問題了」,所以一個五歲小孩一定要被大人限制,因為他的內在只有五歲,他根本不夠成熟去抗拒這些,但是一個孩子20歲了(說不定40)還會玩到三更半夜,而且不是偶而為之,那就證明,他的內在年齡很小。
簡單來說,孩子沈溺電玩的主因就是「內在年齡比實際年齡低」,他不知道自己該把時間花在什麼事情上。請問,這種情況下,跟對方「講道理」跟「規勸」有用嗎?當然沒有!
父母需要花時間去瞭解孩子,而不是「跟孩子談一談」,當我們找孩子談一下,表示「我們只想用最簡單的方式解決問題」,這不是好事!「告訴他該怎麼做」,是他三歲跟學齡前父母做的事,不是十歲以後的管教方式。
當你會擔心自己孩子沈溺電玩,通常這個孩子不小了,但是他的內在世界肯定小很多,小到他管不住自己。很多父母的困境在於「孩子的電玩是他的人際語言」,迫於無奈只好讓孩子玩,因為孩子很需要同儕。
這個部分正好證明「孩子這麼大了卻沒有交際能力」,親愛的家長,真正能交到朋友的絕不是靠電玩,所以如果你的孩子這樣說,我們真的要難過,這證明孩子的人際關係存在很大的問題,難道您也要他將來跟同事去抽煙、喝酒、跑夜店才交得到朋友?「一個不會沈溺電玩的孩子反而容易交到朋友」,請大家認真思考背後的意義。
怎麼辦?絕不是懇談,而是陪伴暑假到了,父母們應好好計劃如何「修補關係」,而不是「修理小孩」。
開始痛下決心了解自己的孩子,有了決心就不會「不知道怎麼做」,因為這種資訊網路太多了,我們缺少的是決心,不是方法。
暑假到了,好好計劃如何「修補關係」而不是「修理小孩」。養成習慣找到一個節奏瞭解自己孩子(我是利用上下學接送,每個人狀況不同),不要只想找方法,所有的方法只是治標不治本。唯有一個孩子感受到被瞭解被鼓勵,他才會走出虛擬安樂窩,任何壞習慣都會在「愛與尊重」中自動修正。
不要一直指導他,要傾聽,跟孩子達成「共識」,幫助他「一步一步」改變,而不是「一夜之間」改變。既然是「共識」,就是經過真誠討論,不然就變成「政令宣導」。
孩子,永遠值得你我拿出最大的誠意去對待!

貧富差距日益懸殊並非巧合

貧富差距日益懸殊並非巧合

眾所周知,在多數富裕國家,特別是美國,收入及財富不平等的情況在近幾十年急速惡化。不幸的是,這一現象自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以來更加嚴重。但是世界上其他地區情況怎麼樣呢?隨着中國印度的經濟發展使數億人脫離貧困,國與國之間的這種差距是否縮小了呢?在貧窮和中等收入水平國家,不平等現象是有所改善還是更加嚴重呢?我們是在走向一個更加公平的世界,還是一個更不平等的世界呢?

這是一些複雜的問題,而世界銀行(World Bank)經濟學家布蘭科·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與其他學者共同進行的一項新研究為此提供了一些見解。


自18世紀以來,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為歐洲及北美洲帶來了巨大的財富。這些國家內部的不平等現象當然驚人——想想19世紀20年代英格蘭利物浦和曼徹斯特的紡織工廠,再對比19世紀90年代曼哈頓下東城和芝加哥南城的高樓大廈——但作為一個全球現象,富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差距到二戰前後進一步加大。到如今,國家間的不平等要遠遠超過國內的不平等。 


但自從20世紀80年代末共產主義崩塌,經濟全球化步伐提速,國家間的差距開始縮小。1988年到2008年「可能見證了自工業革命以來世界公民間全球不平等程度的首次降低,」米拉諾維奇在去年11月出版的一篇論文中寫道。他出生在前南斯拉夫,著有《富與貧:全球貧富差距簡異史》(The Haves and the Have-Nots: A Brief and Idiosyncratic History of Global Inequality)。雖然一些地區間的差距在明顯縮小——比如,亞洲和西方發達經濟體之間的差距——巨大的鴻溝仍然存在。以國家為單位來計算,全球平均收入水平在過去幾十年間,尤其是藉助了中國和印度強勁的發展之勢,已逐漸縮小差距。但從個體角度來看,人類整體的平等性卻鮮有改善。(衡量不平等水平的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從2002至2008年僅提高了1.4%。)因而,雖然說亞洲、中東和拉丁美洲地區的國家從整體上來說可能在逐步趕上西方水平,各地的貧窮人口仍被發展所遺忘,即便是在中國這樣的國家,那裡的貧窮人口已經受益於生活水平的提高。


米拉諾維奇發現,自1988至2008年,世界人口中最富有的1%人群,他們的收入增加了60%,而最貧窮的5%,收入則毫無變化。在近幾十年收入中位數得到了極大提高,而嚴重的不平衡現象仍然存在:8%的人得到了全球50%的收入;其中最富有的1%就得到了15%。收入提高幅度最大的是世界各地的精英階層——富裕國家的金融和企業行政人員——以及大批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巴西的「新興中產階級」。誰錯過了這一切呢?米拉諾維奇發現,是生活在非洲、拉丁美洲一些地區以及前共產主義東歐和前蘇聯地區的人們。


美國更是一個反面教材。由於在許多方面,美國經常「引領世界」,如果其他人也仿效美國,那麼未來情況不容樂觀。

一方面,美國不斷加大的收入及財富差距代表了西方世界的潮流。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11年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收入不平等現象在20世紀70年代末及80年代初的美國和英國(還有以色列)開始出現。這一趨勢在80年代後期開始更加普遍。在過去10年間,收入不平等現象甚至在傳統秉承平等主義的國家,如德國、瑞典和丹麥也有所增加。除個別國家以外——法國、日本、西班牙——多數發達經濟體中10%收入最高人群賺得更多了,而排名收入最少的10%人群則愈加落後。


不過,這種趨勢並不代表普遍真理,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同樣在這些年,智利、墨西哥、希臘、土耳其和匈牙利等國大幅減少了收入不平等的現象(在其中一些國家,這種不平等的程度極嚴重),這表明,收入不平等不僅是宏觀經濟力量的產物,還是政治的產物。有人說不平等是全球化不可避免的副產品,是勞動力、資本、商品和服務自由流動的副產品,是偏愛技術更高、受過更好教育僱員的技術革新的副產品,這些話並不確實。


在全球發達經濟體中,美國出現了一些最極端的收入和機會差異,這種差異在宏觀經濟領域引發了致命性後果。過去40年里,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經增長了四倍多,在過去25年里,則幾近翻了一番,然而,如今眾所周知的是,其中的利益都歸於最高收入人群了,而且,這種利益越來越集中於最高收入人群中的最富有人群。


去年,美國最富有的1%人口得到了全國22%的收入;最富有的千分之一人口得到了11%的收入。美國自2009年以來增加的所有收入,有95%都流向了1%最富有的群體。最近公布的人口調查數據顯示,美國的收入中位數已幾乎有25年沒變動過了。普通美國男性的收入(在扣除通脹因素之後)比45年前要低;高中畢業,但沒有獲得四年制本科學位的美國男性,比40年前擁有同等學歷的美國男性少掙近40%。


30年前,美國人的收入不平等開始逐漸加大,與之相伴的是富人的稅收削減,和對金融機構的監管放鬆。這不是巧合。隨着我們削減對基礎設施、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網絡的投入,這種不平等加劇了。不斷上升的不平等侵蝕了我們的政治體制和民主治理,繼而又加劇了不平等。


歐洲似乎急不可耐地想要重蹈美國的覆轍。從英國到德國,奉行財政緊縮政策正導致歐洲失業人數高企不下、工資不斷下滑、收入不平等日漸加大。近日獲得連任的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和歐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行長馬里奧·德拉吉(Mario Draghi)等官員認為,歐洲的問題是龐大的福利開支造成的。可是,這種思路只是把歐洲帶入了經濟衰退(甚至是蕭條)。對歐盟內的2700萬失業者而言,經濟也許已經見底——即衰退也許已經「正式」結束——算不上是什麼慰藉。在大西洋的兩岸,痴迷於緊縮政策的觀點還在大行其道:要取得繁榮,我們就得吞下這些苦澀的藥丸。可是這是誰的繁榮?


在世界最發達經濟體中,英國被稱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最不平等國家,而過度金融化要為它這樣的壞名聲承擔一定責任,它也同樣要為日益嚴重的不平等現象負責。在許多國家,不得力的公司治理和日漸消失的社會凝聚力,已讓首席執行官和普通員工之間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按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的估計),美國規模最大的公司中,這一比率為500比1,儘管許多國家的這種差距還沒有接近這一數字,但是依然要比經濟衰弱前的差距級別要大得多。(已經限制高管薪資的日本是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外。)美國人在尋租方面的創新已傳播到全球各地:致富不是靠把經濟餡餅的尺寸做大,而是靠操控制度來攫取更大的份額。

不均衡的全球化還將惡果帶到了全球。流動的資本迫使工人在工資上做出讓步,迫使政府在稅收上讓步。結果導致了競次。工資和工作環境受到威脅。蘋果(Apple)等開創性公司的業績有賴於巨大的科技進步,其中的許多進步都由政府資助,這些公司在避稅方面也顯示了巨大的靈活性。它們願意索取,而不是回饋。


兒童中的不平等和貧窮是一種特殊的道德恥辱。他們的存在是對右翼所說的貧窮是懶惰和選擇不慎的結果的一種蔑視;兒童無法選擇他們的父母。在美國,每四名兒童之中,就有近一名兒童生活在貧困中;在西班牙和希臘,這個比例大約是六比一;在澳大利亞、英國和加拿大,每十名兒童之中就有超過一名生活在貧困中。這些貧困沒有哪一種是不可避免的。一些國家已經做出選擇來創造更平等的經濟制度,半個世紀前,每10位韓國人里,只有一位擁有大學文憑,今天,韓國的大學畢業率在全球名列前茅。


因為這些原因,我認為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分化的世界,這種分化不僅體現在富人和窮人之間,而且還體現在出手干預分化的國家和袖手旁觀分化的國家之間。一些國家將在創造共同繁榮方面取得成功,我認為,這是唯一一種真正可持續的繁榮。其他國家會讓不平等現象肆意泛濫。在這些分化的社會裡,富人會守在封閉式社區里,幾乎和窮人完全分開,窮人的生活對他們而言幾乎是無法理解的,反之亦然。我曾經探訪過看似已經選擇了這條道路的社會。不管是在它與世隔絕的富人區也好,還是令人絕望的棚戶區也罷,這種社會,都不是我們中的多數人想要生活的地方。

2014年6月25日 星期三

台灣要發光 先改變媽寶社會

哈佛面試官:台灣要發光 先改變媽寶社會

                    
2014-06-25 天下雜誌 550期 作者:李雪莉

今年四十三歲的林夏如,比同齡者多了豐富的世界閱歷和跨界的職涯發展。

三十二歲時就當上高盛證券合夥人,如今是香港中文大學和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客座副教授。

林夏如的人生路走得風火。中學畢業後出國,哈佛大學東亞系畢業,一腳踏入不熟悉的投資銀行。她經歷過華爾街最風華的年代,見證亞洲創投崛起,帶領高盛香港,管理亞洲十二個國家的投資,包括阿里巴巴、新浪的先期重要投資者。

林夏如的父親林順和是台灣IBM的第一批員工,七○年代的台灣,還是個投資教育可以快速翻轉命運的年代。林家的四個小孩靠著父親的栽培,成為國際化人才。

林家的家規,小孩二十一歲得獨立。林夏如還記得年輕時的每個暑期,得想方設法寫信自我推薦,每一年遞出上百封履歷。被迫生活與經濟獨立,讓她大學畢業前累積了在台灣、日本、西班牙等五國工作的經驗。

她還有一份很特殊的經歷,就是擁有二十多年面試官的經驗。她代表哈佛校友面試亞洲學生,也因高盛合夥人身分,看過數萬份履歷。

林夏如能在短短幾分鐘閱讀履歷表的過程,看到台灣人才在世界競爭光譜上的優缺點。

她對台灣社會誠懇地提出她長年的觀察和建議,以下是採訪內容:

二十幾年面試官的經驗,可以看到台灣學生是相當不同的。履歷有一些很容易了解的方法,一般台灣學生暑假很少實習或工作,這很明顯,因為他們第一份正式工作是二十三歲才開始。

中國大陸的大學生很多是離鄉背井到外省求學,一定有出外的經歷。大陸這麼大,需要忍受一些辛苦的過程。如果大陸學生暑假沒有上班的話,一般都會去上個暑期學校或者早一點申請研究所課程。中國人比較注重學術,但不一定會有很多自己組織的團隊。

而美國學生會非常驕傲,自己開了三家公司,一家賣掉了,兩家沒有成功,他一定會這麼寫的,或者他在學校組織了兩個學生團體。對我們來說這就是領導的經驗。

認識自己的必要

不論學校或企業,頂尖人才,最重要的是人格和價值觀,是否誠實、肯幹、冒險。

美國人二十一歲一般都比中港台同齡者成熟,對自己的了解也比較深,但這並不表示說台灣學生的潛力不足,而是人格的發展上,台灣年輕人踏出去的腳步比較慢。

台灣年輕人喜歡讀研究所、晚入職場,所以很慢才感受到美國高中畢業生的心情:那是第一次要了解不在家的時候,自己是什麼樣的人?在社會要扮演什麼角色?想參加什麼團體?人生怎麼過不會浪費?

我在台灣有機會見到台灣優秀的高中生,去年見了一群建中、北一女、中山的學生,他們都想申請到香港讀大學。

最有趣的是家長都陪著來,而且讓我震驚的是,學生自我介紹時,父母已開始說:「不,你應該說這個」或「不不不,他不喜歡鋼琴,他是要做商的、要當醫生的。」結果孩子們就不說話了。

孩子們為什麼不說話?

我覺得這些年輕人不是消極地不表達,只是沒辦法控制這些父母。當我請父母到外頭等待,忽然間,學生變得非常積極踴躍發問:在香港讀書,容易交朋友嗎?畢業後能留下工作嗎?台灣人在那裡有什麼優勢?有些問題都比父母好很多。

父母都希望小孩子有一個certain future(確定的未來),但現在最需要的人格特質是要有冒險精神,因為世界改變太快。

面試時,除了人格特質、專業技巧,我們也重視熱誠跟興趣。這一點,在台灣也是很被壓抑的。

         

台灣年輕人經常受困於:起薪不高,又不滿足;既不想留在台灣,又不知要去哪裡,或是職場上不夠有企圖。

媽寶社會 父母的一廂情願

不試著冒險或走出去發展,也是因為台灣很舒服。

很舒服的原因有兩點,一個是大學愈來愈多,這是一個先進國家應該做的,像香港、美國大學畢業生都超過三成,在先進國家這是一個必然現象。但台灣的大學畢業生這麼多,經常沒得到適合社會需求的培訓,結果讓學生畢業後非常失落。

第二個原因,是台灣社會太保護下一代,擔心孩子沒有得到所有優勢。所以我看到在身邊親戚朋友都是,有能力的父母,會一廂情願地滿足下一代。

很多台灣朋友說,台灣的房價太高,會想幫孩子存錢;香港的房價更高,但在香港也很少有父母親幫孩子買房的事;台灣家庭價值很強的結果,是年輕人無法走出舒適圈。

年輕人不一定要找薪水最高的,但要能建造一個更美麗、更美好的未來;我覺得下一代要有正確的觀念,要做負責任的公民、有企圖心的領導人。

我見到香港、大陸、美國的年輕人,都很想做領導者。但台灣卻普遍想當追隨著。

台灣是個老化的社會,年輕人已經很少了,我們既不鼓勵他們要step up(站出來),他們就坐在後座,住在家裡,也不生小孩,這活力會一直萎縮。

台灣不可能一直鼓勵追求經濟成長,也不可能有中國的經濟成長能力;台灣也不希望成為香港,香港一年四千萬的陸客,社會衝擊嚴重,大家非常不快樂。

台灣一定要鼓勵年輕人,多往外看,更重要的是鼓勵他們回來,創造回來的願景。畢竟,像台灣這麼美好的地方是很少的。   

2014年6月22日 星期日

如何掏空一間公司

如何掏空一間公司?

在台灣,幾乎所有重大公司弊案都必然伴隨著企業掏空。一個投資人或是一家公司的關係人要避免誤踩地雷,當然要了解常見的企業掏空手法。

不過,在回答這個問題前,要先定義一下什麼叫「企業掏空」。過去的年代由於小股東意識未抬頭,法律也不完備,因此傳統上的掏空是指,握有公司控制權的人透過他的影響力,把公司的資產移轉到他個人或特定的人名下,弄到最後公司只剩下空殼子和一堆負債留給銀行和債權人去承受。不過近年來隨著知識的進步,愈來愈多老闆們了解殺雞取卵不見得是好主意,更高明的辦法應該是把雞養著,三不五時把雞蛋偷回家才是王道。所以現代對於掏空定義不再是要把公司「掏到空」,只要是公司的錢或資產移到私人口袋之中,就叫做掏空。

為什麼要掏空公司?很簡單,因為這是人之常情。台灣多數企業都起源於草創時期老闆一個人獨資或是少數股東合夥,在大家又是股東又是公司經營者的情況下,反正袋裡袋外都是自己的錢,自然很少也不太有必要把公司的錢放進自己口袋裡。等到公司成長到一定規模,這時就會有外部股東加入,這些投資者通常只出錢不參與公司經營。如此一來,原有老闆會因為新投資者的加入持股比例下降,而新投資者又不見得完全清楚公司內部的情況,這時誘惑就會開始在老闆身邊打轉。等到公司更大,甚至股票上市交易,這時候老闆持股比例更低,甚至經常是不到30%,但公司相關的利益卻可能大上三倍都不只,這時「魔鬼」自然會對老闆招手:「你這麼努力工作,結果賺100元真的進你口袋的只有30元,這些投資人什麼事都沒做卻要分到70元真不合理。你為什麼不想辦法幫自己多賺一點,這是你應得的啊!」就是這樣的心態,往往開啟了老闆掏空自家公司的第一步。

話雖如此,也不是老闆自己想掏空就可以掏空的,畢竟公司還有其他董事、監察人以及代表外部監督的會計師等的存在。所以要掏空前的首要條件就是要取得絕對控制權。這件事在歐美上市公司並不容易,但拜台灣企業中常見的交叉持股和特有的「法人董事代表制」所賜,只要不是有外部董事或是市場派介入經營權,在台灣控制股東要取得絕對權力形成董事會的一言堂一點都不難,甚至是相當普遍現象。

順利取得絕對權力後,理論上接下來就可以盡情地掏空了。話雖如此,由於台灣掏空案例的層出不窮引起主管機關的注意、股東意識抬頭,再加上台灣企業的日益國際化和金融工具的不斷創新,這一切都讓掏空的手法愈益複雜化,還隨著時代變遷和法令規定與時俱進。以下就分別依不同等級掏空手法來進行介紹。

初級班
初級班階段的結構多半比較簡單,多由上市櫃公司(A公司)和老闆自己成立或以老闆親友掛名的公司(B或多家公司),以及真正交易對手C公司三方所組成。具體的手法如下:

.要求公司訂單過一手給以自己親友名義成立的公司:也就是A公司原本接到一筆訂單可以賺100萬,要求對方改向自己控制的B公司採購,再由B公司向A公司下單。最後利潤變成A公司賺30萬,而把最大的利潤留在老闆自己控制的B公司。類似的情況,也包括老闆指示將公司產品以低於市價賣給自己控制的B公司,讓B公司價格在市場上具有高度競爭力,甚至回過頭來和A公司競爭。

.指定進貨:針對公司重要原料,由老闆私人投資設廠和取得代理權,再以集團整合為由,指定A公司進料一定要向該公司進貨。

.指定發包:舉凡A公司擴廠、購入資產,甚至公司大大小小用品都指定向B公司購買,再由B公司對外發包從中賺一手。

.成立投資部門:以投資為名,把公司資金投資老闆個人設立的公司,再由老闆自家人擔任該投資公司主管,將公司投資資金化為私人花費。類似的情況還有以公益為名捐贈老闆家族實質控制的基金會。

.關係人交易:以高於市價向老闆或其關係人購入土地或房屋等資產。

.擔保抵押:由A公司出面擔保B公司向銀行借款。甚至是以A公司定存單或資產作為抵押擔保B公司借款。接下來掏空B公司資產,由A公司擔負賠償。

.移轉營業費用:將老闆私人公司相關人事及費用均掛在A公司上,由A公司代養老闆私人公司。

.關係人承購債券:由老闆私人成立的公司發行債券,再由A公司認購。

.庫藏股票:透過公司庫藏股實施,運用公司資金從市場上買進自家股票,大股東再乘機賣出或出清手中持股。

.灌水資產價值進行超貸:這類掏空者多半同時擁有金融業和實業控制權,以實業公司製造假訂單或是高估資產價格模式向自家金融機構借貸,再運用對該金融機構的控制力通過該項貸款,來掏空這家金融機構。

.賺取差價或傭金:利用手中權力,將公司資金指定買進特定金融商品或資產,而買賣仲介費則進入私人口袋。或者反過來,將公司有價值資產低價賣給他方,中間價差再由買方支付公司決策者。

.關係人借貸:當然,最簡單的方法,直接叫公司財務把公司帳上現金以業主往來(借貸)或根本不需任何理由直接轉入老闆海外帳戶。

中級班

和初級班不同的是,中級班手法多牽涉到多家公司,甚至是海外公司。同時在金融操作手法上也更為專業,一般都要有專業人士在背後對上市櫃企業進行技術指導才做得到。我們同樣以A公司為主體上市公司,B、C、D三家為以A公司資金所成立的子公司。

.虛增營收:由A公司偽造訂單出貨給自家海外B、C、D公司,造就公司營收大增,甚至是獲利大增的假象。再透過威脅和利誘模式要求A公司上游供應商E和F買回B、C、D公司存貨,再由E、F將同批存貨以原料名義銷往A公司後,再次以出口名義銷往B、C、D形成循環性銷貨。公司老闆可能透過這樣的假營收來炒作股票、向銀行貸款,或是利用B、C、D未上市會計稽核相較寬鬆特性,將公司貨款轉入私人口袋。

.切割獲利部門:切割A公司有價值部門獨立成為子公司,此後再透過不斷增資或員工認股模式稀釋原母公司股權,最後公司金雞母成為私人股權控制公司。

.金融工具套利:例如透過發行海外可轉換公司債(ECB),再把ECB切割為認股權(Warrant)和債券二部分,由公司大股東透過海外私人帳戶或親友帳戶認購較低價的認股權,屆時如果國內股價上漲,則轉換為普通股賣出。反之,如果低於轉換價,則藉由董事會決議調整換轉價格,犧牲公司權益而作出對自己有利的決定。

.海外子公司:利用海外子公司不易查核特性,先透過三角貿易把利潤留在海外子公司,再以投資名義將該子公司現金購入不記名債券或特定金融資產,企業主再盜賣該項資產,將現金轉入個人帳戶。

高級班

高級班之所以高級,除了掏空手法承襲中級班的「國際化」之外,通常也結合了金融衍生商品或是國際投資銀行為客戶量身打造的金融商品。正因為這些金融商品具有高度「客製化」和「創新」,一般人包括專業人士都很難了解這些商品的價值和風險,甚至是背後隱含的交易條件。往往都要等公司無法再隱藏下去出事了或是相關人士「窩裡反」,外部人才能得知這些商品的全貌。高級班的案例就直接以素有「台灣版恩龍案」的博達科技的操作實務作為說明。

.信用連結債券(CLN,Credit Linked Notes)虛增銀行存款:2002年的博達科技因為大量虛假交易,造成應收帳款節節升高,讓財報數字看來不佳。於是博達董事長葉素菲先指示公司員工以個人名義在英屬維京群島設立一家紙上公司—北亞金融(North Asia Financial Limited)。由這家公司委託法國興業銀行發行8,500萬美元的CLN。在此同時,博達科技則是和菲律賓首都銀行簽約,先由博達海外假代理商以支付貨款為名匯入8,500萬美元於博達首都銀行帳戶內。再由博達和首都銀行簽定合約,以這筆存款為擔保指示首都銀行購入這筆以連結北亞金融為標的CLN。而北亞金融再依此和興業銀行取得8,500萬美元貸款。

在這個架構下,法國興業銀行和菲律賓首都銀行其實只是幫博達和北亞把錢轉來轉去,並收取高額手續費。但是從財報上看來卻是博達應收帳款的下降和現金存款部位的增加。殊不知其實這筆存款早就被凍結。等到博達後來申請重整時,首都銀行立即依原訂合約將購入的CLN轉給博達,並直接將帳款從博達帳面現金扣除。而另一頭北亞金融所獲得貸款的8,500萬美元則不知所蹤。

.應收帳款融資(Factoring)與零息債券(Zero Coupon Bond):2004年博達由於應收帳款過高、帳齡過長,簽證會計師強烈要求增提備抵壞帳費用。這將不利於博達的盈餘數字。於是葉素菲指示公司邱姓經理人同樣於英屬維京群島設立紙上公司—AIM Global。

接下來葉素菲和澳洲CBA銀行香港分公司和澳洲子公司CTB簽定以9折出售博達五大人頭客戶的應收帳款,並約定出售所得金額4,500萬美元限定存入博達在CBA銀行開立的帳戶中。緊接著AIM Global邱姓負責人再和CTB簽定合約買下這批應收帳款,並以這批應收帳款發行一年期的零息債券,這批債券全數再由博達以CBA帳戶中存款為擔保指示CBA購入。和上例一樣,透過類似的手法誤導博達關係人以為博達應收帳款下降和銀行存款增加的假象。以及不知情這筆存款早以被銀行限定使用,因此同樣地當博達發生信用違約和重整時,CBA直接將這批零息債券交付博達,並從銀行帳戶內扣除原有的4,500萬美元。

.海外可轉換公司債套利:2003年由於博達長期以假交易灌水營收,公司資金已出現不足的窘境,因此有意發行海外可轉換公司債5,000萬美元來籌措資金。但因在2001年博達發行國內可轉換公司債時已明定,日後發行的可轉債不得為有擔保發行,因此只好朝向無擔保可轉債發行。

由於當時博達財務不佳傳聞四起,深怕無擔保海外可轉債會發行失敗,於是葉素菲指示邱姓主管在英屬維京群島設立二家帳上公司—Best Focus和Fernvale,再由博達背書保證,由這二家公司分別向羅伯銀行(RaboBank)和菲律賓首都銀行各借款4,000萬和1,000萬美元。接下來再由這二家公司以借貸而來的5,000萬美元全數買下博達發行的海外可轉換公司債。

和前例相同,博達在擔保借款時即和這二家銀行在合約中簽定,未來博達發行可轉債成功後,取得的5,000萬美元需回存銀行並限制動用,倘若博達發生信用問題,這二家銀行有權把這二家公司債權交還博達,並直接從帳戶內扣除現金。

挾著海外可轉債的發行成功,博達並加碼在2003年11月宣布實施庫藏股。在二項利多加持下,博達股價上漲到17.4元,高於預設海外可轉債的轉換價15.08元。於是這二家子公司馬上在短時間把所有可轉債都轉換為普通股在股票市場上拋售,全部出售股權所得約5,314萬美元。取得資金之後,博達並未立即歸還借款,僅先歸還首都銀行借款的1,000萬美元,並將解凍金額匯回國內,做為取信國內金融機構之用。1,580萬美元則是匯進海外假代理商,再分批匯回博達來打銷過高的應收帳款。其餘金額部分透過首都銀行匯回博達做為前例購買ELN的利息費用,部分回流到葉素菲私人帳戶,甚至用以購買高盛證券針對博達的買進選擇權(Buy Call/Put Option),以此讓高盛買進博達股票避險,進而創造出外資看好博達前景的假象。至於原本向羅伯銀行借款的4,000萬美元卻未償還,這筆錢最後同樣隨著博達的重整而被羅伯銀行沒入。

.為海外人頭公司擔保借款:葉素菲先指示博達員工於英屬維京群島設立Addie公司,之後由博達和國內建華銀行(目前已併入永豐金控)簽定合約,由博達存入1,000萬美元做為擔保,由建華銀行海外子公司Grand Capital借款1,000萬美元給Addie,並限定該筆存款在Addie清還借款前不得動用。博達並簽下承諾書及開立取款條,一旦Addie無法清還借款或博達發生財務問題時,建華銀行得直接扣取該筆存款作為償還Grand Capital借款之用。最後結果也如同上例,Addie只是紙上公司,後來博達申請重整時,自然該筆存款被建華銀行取走,博達投資人帳面上看到的1,000萬美元定存只是名存實亡的現金。

利益大罪刑輕,讓台灣成為經濟犯掏空天堂

企業掏空在台灣算是履見不鮮,如一開始所述,這和人性貪婪及台灣現有公司制度容易造成控制股東一人獨裁有密切關係。事實上還有一個重要關鍵,我國司法對於重大經濟犯罪判刑過輕。以博達案主角葉素菲為例,因涉及掏空公司超過60億資金,二審定讞判刑14年。看似不輕,但其實依現行假釋規定,只要服刑過半,獄中表現良好即可申請假釋。另遑論在定讞前,不少重大金融罪犯常被法官以不相稱的保證金保釋,最後棄保潛逃。利大罪輕,無疑是鼓勵金融犯罪。

博達案後的確讓主管單位訂立了很多公司監理的規範,但在當今國際化和金融創新腳步下,很多交易都發生在海外,很多的不法所得也都留在海外,甚至國際投資銀行隨時可以幫這些有錢客戶量身打造所需產品,這讓不管是公司關係人或是主管單位及司法單位想要了解一家公司真正的情況難如登天。也讓傳統依賴分析公司財報進行決策依據的公司關係人很難確認公司財報的真實性。

透過法律的規範和處罰的確可以減少企業主鋌而走險的機會和誘因,但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再多的規則也管不了真的有心掏空的業者,真正的解決之道還是有賴於經營者自身的誠信和公司治理相關制度的建立。

書籍介紹

《公司的品格》,先覺出版
作者:李華驎、鄭佳綾
──企業內部藏了哪些股東不知的隱憂?食安問題、內線交易、掏空公司、金融危機……22個案例,讓你看懂企業體質、守住自己的基本權益。

2014年6月21日 星期六

創業成功的9大要素

創業成功的9大要素

http://www.projectup.net/blo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9598:2012-05-25-02-51-51&catid=11:2010-06-14-00-33-08&Itemid=26

從「愛呆西非」到「傻傻蒙福」

從「愛呆西非」到「傻傻蒙福」
連加恩&高麗婷新書分享會報導
撰文/陳曉玫(校園書房出版社行政編輯)
 
他們都坦言,結婚10年來,兩人從來沒有一段時間像現在,每天有說不完的話。雖然兩人至今仍有許多現實的難題尚未解決,但若要重來一次,他們仍然願意走過這一段艱難,來換取在對上帝的認識,還有夫妻間的關係。

大約10年前,一封來自布吉納法索「徵求舊衣」的email,讓連加恩的故事的故事從攝氏45度的西非延燒回台灣。這場由他發起的「垃圾換舊衣」活動,不僅解決了當地滿街垃圾的問題,也讓許多沒有衣服穿的非洲家庭,得到「天外飛來」的聖誕禮物。

傻傻蒙福於是,一個簡單信念,開始在眾人間激發愛心,從衛生、醫療、教育,到建立一間孤兒院,在當地一點一滴累積,帶來改變。如今10年過去,有關連加恩和非洲的故事卻尚未寫下完結篇,這次連加恩到了南非 ── 身邊還有太太高麗婷和四個學齡前的孩子!

有人疑惑,連加恩放著名利雙收的日子不過,跑到南非受苦,是不是有點傻?在短暫回台的時間裡,連加恩、高麗婷夫婦舉辦多場分享會,親自道出3年來跟隨神帶領的信心之旅…

從「愛呆西非」連加恩到《傻傻蒙福一家人》

「有的時候,上帝需要把我們連根拔起好幾次,直到我們忽然有領悟,原來我們真正應該札根的地方在天上…」

2004兩人結婚以來,麗婷不只是加恩最重要的支柱,更是一起朝異象前進的最佳夥伴。婚後不久,麗婷便陪著加恩到布吉納法索,接續設立孤兒院的工作。當地簡陋的住所、環境衛生欠佳,加上連續20天的無水旱季,讓護理系出身的麗婷笑稱婚後的第一個月簡直就是「新婚震撼教育」。

一年後,夫妻倆好不容易從西非搬回台北,後來又因為加恩自願外調,全家遷往花蓮。前後加起來,兩人已經搬了10幾次家,家裡還多了3個孩子,沒想到更大的轉折還在後頭!

連加恩在花蓮擔任防疫醫師的六個月中,主管不只一次詢問加恩是否接受調派至非洲的意願。本來以為花蓮會是落腳之處的兩人,一開始都不以為意。直到主管第四次詢問時,兩人心中開始動搖,最後決定全家遷往南非。

和之前幾次的「福音移民」行動一樣,很多人問加恩:「你怎麼知道這是出於上帝的旨意?」有人把這解讀為浪漫或甘心犧牲奉獻的悲壯,但對他而言,最好的答案其實只是單純的「相信和跟隨」。

邁向成熟,是上帝給每個基督徒的命令

然而,在治安欠佳、消費水平又高於台灣的南非,薪資不高的加恩又要和麗婷照養4個孩子,實非易事。為了避免成為小偷最容易下手的對象,夫妻 倆得不時留意鄰里之間的軍備競爭;麗婷曾經歷在寒冬時,過半個月沒有電的日子,就連泡牛奶也得用烤肉爐生火燒水;再加上經濟透支、小孩照養、惡房東等難題,原本人生平順的兩人,開始 了縮衣節食、認真記帳的生活,每天晚上一定會同心跪下,為各樣的難題禱告。

在禱告一天天重複,事情卻毫無起色時,麗婷坦言自己也會在深夜陷入比較的漩渦,看見同輩的朋友或同學都開始有不凡的成就,自己卻像是被遺棄在沒有人會注意的地方。

「為什麼上帝要帶他們來到這裡?為何帶來這麼多困難?」即便立志以信心跟隨,他們和許多深陷困境的人一樣,也會有隨之而來的懷疑、沮喪。然而,身邊常有即時的幫助超越,陪伴他們超越軟弱的時刻,當兩個人的禱告不再只是「渴望蒙應允」的禱告,信心也隨著生命成熟而成長。

他們都坦言,結婚10年來,兩人從來沒有一段時間像現在,每天有說不完的話。雖然兩人至今仍有許多現實的難題尚未解決,但若要重來一次,他們仍然願意走過這一段艱難,來換取在對上帝的認識,還有夫妻間的關係。

「邁向成熟,是上帝給每個基督徒的命令,很多時候不是那麼容易。曾經聽一位牧者分享,如何讓一個人改變的三大要訣:第一、為他禱告;第二、愛他愛到他可以感覺得到的程度;第三、在他面前活出生命改變的見證和榜樣。我在此在多加一個第四點:還需要走一段上帝所預備『必須』的旅程。」- 連加恩&高麗婷《傻傻蒙福一家人》

加恩&麗婷

2014年6月17日 星期二

在紐約,怎樣才算中產階級?

在紐約,怎樣才算中產階級?

房地產2013年10月17日
瑪雅·托爾斯泰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副教授,她和兒子之所以能在紐約生活,部分是因為他們住的樓是哥大房產。
瑪雅·托爾斯泰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副教授,她和兒子之所以能在紐約生活,部分是因為他們住的樓是哥大房產。
Piotr Redlinsk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開車穿過美國全境任意一處社區,你都會發現,階級的區分就如同環繞一個小區的大門,或另一個小區鋪的砂礫般一目了然。再看看一棟屋子的佔地面積,到車道上閃閃發亮的小車,要猜出住在那裡的人群經濟狀況如何,一點不難。
甚至,連景觀也打上了階級的烙印。從15000英尺(約合4572米)的高空,低頭就能看見排列有序的空地和整齊劃一的房子;而美國土地上那一道道階級分界線,也會反過來直接凝視着你。
然而,曼哈頓與大多數地方不同。這座城市中的160萬居民藏身於高樓大廈的森林中,就連這座城市的精英階層也一樣乘坐地鐵。沒錯,雖然曼哈頓的樓宇上也掛着顯眼的品牌商標,雖然這裡的昂貴地段也同樣要價不菲,但是在曼哈頓,並不存在所謂的「中產階級生活區」——那種屋裡配着柚木櫥櫃、牆上貼着珠母瓷磚、價值550萬美元(約合人民幣3424萬元)的分戶式產權公寓,竟與一處政府公屋項目同處一個街區,這種情況在全美國可能只有曼哈頓才有。
住在翠貝卡街區(TriBeCa)的卡倫·阿齊茲(Karen Azeez)覺得屋裡擁擠不堪。她是一位融資顧問,在這座城市裡生活了20多年。她的丈夫是一位退休警司,在1997年的房價低潮中,他以20萬美元(約合人民幣122.43萬元)買下了這套單卧室公寓。
「剛來這兒的時候,我並不覺得那麼格格不入,也沒什麼身為中產階級的意識,」她說。但是最近五到十年來,一棟棟高樓拔地而起,也帶來了一些「極為有錢的」鄰居,她說,這類人談論的是冬季前往聖巴特島(St-Barts,位於法屬西印度群島,是加勒比海最小的島嶼之一——譯註)觀看賽狗比賽,還會給他們的孩子購買700美元(約合人民幣4358元)的Moncler牌滑雪衫。
就連本地的餐館都讓阿齊茲覺得,自己在這個社區里正過着一種窮人過的日子。
「不是麥當勞,就是墨西哥飯館和Nobu餐廳,」她說,沒什麼中間選擇。
在紐約這樣一座城市裡,一切都是頂級的,什麼樣的人才算是中產階級呢?我們所討論的中產階級,薪水收入該是多少?住處又在哪裡?而房地產價格的無情增長,會讓中產階級逐漸走向消亡嗎?
「很多人都在勉強度日,」謝麗爾·金(Cheryl King)說道,她是一位表演教練,在一套住宅與表演場地合二為一的公寓里生活、工作。她把表演場地租出去做放映室、拍攝間和工作室,以此補貼高昂的租金。
「我侄女在亞特蘭大(Atlanta)買房安家,只花了8.5萬美元(約合人民幣52.9萬元),」她說,「而我一年的租金和水電管理費就要花掉那麼多了。對他們來說,一年賺25萬美元(約合人民幣155.6萬元)就算是有錢人,而對我來說,賺這麼多可能只算中產階級的上游水平。」
「太恐怖了,」她加上一句。
她恐懼的,當然是曼哈頓高昂的生活成本。幾十年來,這樣的情況一直讓堪薩斯和其它地方來的移居者感到震驚,也讓本地人經受着經濟崩潰夢魘的威脅。一旦發生,它會將曼哈頓變成一座空城,只剩下那麼幾個能承受住打擊的大財閥。
不過,中產階級們仍在頑強堅持,他們不惜付出經濟上的痛苦,來換取在熱門餐廳就餐、在高架線公園(High Line)徜徉,以及身處世界中心的自我感覺。而在這裡,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從牛奶到理髮,從立普妥(Lipitor,一種十分常用的降膽固醇葯——譯註)到電費,尤其是住房開支——都是美國全國平均水平的兩倍多。
「主要還是住房——同其它地方相比,簡直已經極其扭曲了,」紐約市審計辦公室(New York City comptroller』s office)的首席經濟學家弗蘭克·布拉科尼(Frank Braconi)說。「其實每樣東西都漲價了,只是沒到住房那種程度。」
在曼哈頓,普通公寓的租金平均是每月3973美元(約合人民幣2.5萬元),比全國的平均租金水平高出了約2800美元(約合人民幣1.7萬元)。根據房地產公司Douglas Elliman最近發佈的一份報告,曼哈頓一棟房屋去年的平均售價為146萬美元(約合人民幣909.5萬元);而在國內其它地方,一棟新房的平均售價還不到23萬美元(約合人民幣143萬元)。同全國其它地方相比,中產階級只佔了紐約市人口的一小部分;而且,紐約人還生活在一個分配顯著不平等的地方。曼哈頓的家庭收入分配狀況,和玻利維亞(Bolivia)或塞拉利昂(Sierra Leone)差不多——根據2010年的統計數據,最富有的五分之一曼哈頓人的收入,是最底層五分之一人群收入的40倍。
如果你在美國各地問別人,「你是中產階級嗎?」對方很可能回答是的。但在曼哈頓問同樣的問題,人們就會困惑不語,不確定你究竟指的是什麼。
在這個國家裡,對於社會階層狀況並沒有一個統一而正式的定義。統計學家和人口學家們各自都使用略帶差異的方法,把美國社會整體分成了五個層次,並給出中值範圍。讓事情變得複雜的是,大多數人都覺得自己是中產階級。畢竟這感覺很好,而且總比你宣稱自己是富人或窮人顯得更有平等主義精神。根據佩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近期的一份調查報告對中間範圍的定義,對於一個四口之家來說,年收入7萬美元(約合人民幣43萬元)的屬於中產階級;然而,各種收入水平的人——包括那些年收入不到3萬美元(約合人民幣18萬元)和超過10萬美元(約合人民幣62萬元)的,也都說自己屬於中產階級。
「隨便走進曼哈頓的一家酒吧,所有人都會告訴你自己是中產,」紐約大學的城市歷史學家丹尼爾·J·瓦爾科維茲(Daniel J. Walkowitz)說。「住房狀況一直是中產階級自我定義的途徑之一,也就是看你是否有能力擁有自己的房子。但在紐約,你不必擁有自己的房子。」
只因有政府的租金管制(rent-regulated)你才租得起一處住房,也不是什麼值得羞恥的事,他說,這樣的居住方式甚至是很令人艷羨的。
若沒有中產階級的標誌性徽章——住房按揭貸款,一個人究竟處於階級序列的什麼位置,就往往很難說清楚了。所以,讓我們從以下五個不同的視角,思考一下「中產階級」的定義吧。
謝麗爾·金是一位表演教練,在一套住宅與表演場地合二為一的公寓里生活、工作。她把表演場地租出去,以補貼高昂的租金。
謝麗爾·金是一位表演教練,在一套住宅與表演場地合二為一的公寓里生活、工作。她把表演場地租出去,以補貼高昂的租金。
Piotr Redlinsk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你掙多少錢?
我們先從一個最明顯的標誌開始考察:根據布拉科尼的說法,如果你賴以為生的錢來自於任一類型的投資或分紅,你很可能就不是中產階級。
如果你住在曼哈頓,並且年收入超過79萬美元(約合人民幣491萬元),那麼恭喜你,你是那1%裡面的。
多數研究者會計算當地的中等收入水平,來明確中產階級的範圍,然後把人們歸類到絕對中間值以上或以下的某些比例之中。
採用這種計算方法,在諸如休斯敦(Houston)或鳳凰城(Phoenix)這樣的城市——也就是統計學家們認為比紐約更能代表美國平均收入水平的城市,只要你的年薪在3.3萬美元(約合人民幣20.5萬元)到10萬美元(約合人民幣62萬元)之間,就可過上穩定的中產階級生活。
而在曼哈頓,用同樣的計算公式,衡量處於收入水平中值範圍的都是哪些人,結果就是你的收入必須在4.5萬美元(約合人民幣28萬元)到13.4萬美元(約合人民幣83萬元)之間,才算是中產階級。
但是,如果你用生活方式來界定中產階級,那麼為了適應曼哈頓的生活成本,其薪金水平則必須落在8萬美元(約合人民幣49.7萬元)到23.5萬美元(約合人民幣146萬元)的區間。這意味着,在其他地方一年掙7萬美元(約合人民幣43萬元)的人,需要在曼哈頓一年掙到16.6萬美元(約合人民幣103.2萬元),才能享有同樣的購買力。
而要按照「買家花在購置住房上的錢,應相當於其年收入的2.5倍」這樣的一般經驗來估算的話,鑒於曼哈頓的房產價格,可被稱為「中產階級」的年收入特徵,就應在20萬美元(約合人民幣124萬元)到58.8萬美元(約合人民幣365.5萬元)之間了。
而在低端房產市場中,可選的範圍很狹窄。不太貴的房產大多分佈在上城區(uptown)內約克維爾(Yorkville)、華盛頓高地(Washington Heights)和英伍德(Inwood)社區。而在這個範圍里,最令人滿意的選擇,是那些並非為有孩子和家庭的人所設計的單卧室公寓。
因此,一個年收入在6.87萬美元(約合人民幣42.7萬元)或更少的四口之家,有資格申請紐約市房屋局的公屋(public housing),也就不令人吃驚了。
謝麗爾·金在幫伊麗莎白·克萊爾·泰勒排練她的獨角劇。此劇是關於與名人共享同一個名字的故事,現正在金的演出空間里上演。
謝麗爾·金在幫伊麗莎白·克萊爾·泰勒排練她的獨角劇。此劇是關於與名人共享同一個名字的故事,現正在金的演出空間里上演。
Piotr Redlinsk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你做什麼工作?
瓦爾科維茲說,「這裡沒有準中產階級生存的空間。」有很多職業都曾經可以把一個家庭提升到中產階級的行列,比如消防員、警察、教師和製造業工人。但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那些類型的工作已經令從業者(收入)無法跟上房地產市場的價格上漲了。
一個在紐約工作了五年的警察,每年可以掙6.9萬美元(約合人民幣42.9萬元)。而在市內的公立學校工作五年的教師,每年的收入在50812美元到63534美元(約合人民幣31.6萬元到39.5萬元)之間。
經濟發展在向知識型與服務型轉變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新興的中產階級工作,比如平面設計師、出版業專業人士以及健康護理機構的管理者。而在其它地方,能將一個家庭推入上層階級的職位——比如副總裁或策略總監——和諸如心理學家這樣的工作,在曼哈頓則屬於堅實的中產階級。
在這座城市中一個正在成長的領域,也就是高等教育行業,其職業收入情況同樣如此。
根據《高等教育編年史》(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2012年的一項調查,紐約大學或哥倫比亞大學的終身教授年薪平均在18萬美元(約合人民幣111.9萬元)以上。為了吸引人才,紐約大學還為計劃買房的教職工提供了按揭貸款補助金及優惠的貸款項目;而合格的哥倫比亞大學員工則可以得到一年4萬美元(約合人民幣24.87萬元)的住房補助。學校的一些教職員工還享受着大學住房的福利,他們支付的房租比市場租金水平要低很多,而且還位於上西區和格林威治村的主要地段。
哥倫比亞大學的副教授瑪雅·托爾斯泰(Maya Tolstoy)是一位研究海底地震的海洋地理學家,她和9歲的兒子在濱河大道(Riverside Drive)旁一棟有門童的大樓里,住着一套兩卧室的小公寓。因為這棟樓屬於哥倫比亞大學,所以她的房租大約為每個月1800美元(約合人民幣11198.5元),這對於平均工資為12.5萬美元(約合人民幣77.8萬元)的副教授來說,是輕而易舉的事。而根據中介公司MNS發佈的一份月報,在上西區的房地產市場上,一套類似公寓的月租金花費大約為6000美元(約合人民幣37328.4元)。
「我想,與我薪金水平相同的人如果沒有住房補貼,很難在曼哈頓生存下來,」她說,「所以,能拿到補貼我覺得很幸運。」
孩子是那「最後一根稻草」嗎?
要想作為中產階級的一員住在曼哈頓,有一種方法就是確立一段關係。夫妻二人可以分攤一套單卧室公寓的租金成本、水電管理費用以及外賣餐食的開支。但如果再添小房客,尤其是那些不能為分攤租金做貢獻的,就有可能成為你在這座城市居住的那個最大的障礙。
根據調查數據,在曼哈頓,只有17%的家庭有小孩,這一比例幾乎只有全國水平的一半。於是乎,小不點兒們對於那些原本毫無疑問屬於曼哈頓中產階級人士而言,就成了生活水準的終極破壞者。
有了小孩,不僅單間卧室變得不夠住,讓人不得不勒緊錢包,而且很多中產階級家庭對於公辦教育也沒什麼信心,而私立學校的學費可以達到每年4萬美元(約合人民幣24.49萬元)。所以,人們往往舉家搬遷到郊區;要麼就只能盼着孩子的考試成績足夠好,可以進入公立學校系統內的「天才精英計劃」(gifted-and-talented program)了。該計劃會為學生免費提供更具挑戰性的教育內容。
「幼兒園帶來的痛苦,我至今沒有忘記,」托爾斯泰說。除了像撿到彩票一樣得到了哥倫比亞大學的住房補貼,她又遇到了好事,那就是,她的兒子被學校的天才精英計劃錄取了。
但是,為了讓兒子走到這一步,她發現必須請一位學習顧問,兩個學期花了大約800美元(約合人民幣4977元)。
你是何時來到這裡的?
在曼哈頓,有近半數的公寓存量(也就是超過28萬套)處於某種形式的租金管制(rent-regulated)之下。對住進這些公寓的人而言,這是天賜的好事;而對於其他人,這簡直就是扎在他們心頭的一把刀了,因為他們不得不按市場價格租房,或為區內剩餘的空房激烈競爭——根據2011年的數據,當年的空房率只有2.8%。不過,在租金管制型公寓中的居民里,有30%的人是早在20多年前就入住進去的。
「城市未來中心」(Center for an Urban Future)於2009年發佈了一份深度報告,考察了這座城市不斷變化的階級動態。這家機構的行政總裁喬納森·鮑爾斯(Jonathan Bowles)大膽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定義,明確了有助於某人得以進入中產階級門檻的條件。「在紐約,特別是曼哈頓,要想知道誰是中產階級,只要看他是什麼時候進入房地產市場的,」他說,「如果你在2000年之前買了一套公寓,或者一直住在固定租金(rent-stabilized)的公寓里,你很可能是曼哈頓的一位教師,是穩定的中產階級;但如果你只是在最近五到十年才買的公寓,或者住在市場化租金的公寓里,你可能就是一位管理諮詢師,而且幾乎沒什麼存款。」
塞布麗娜·登特(Sabrina Dent)從小在曼哈頓長大,認為自己是中產階級。登特小時候在上東區的一家私立學校上學,所以從未意識到普通生活是什麼樣的,直到後來,她離開了曼哈頓,進入羅德島(Rhode Island)的一所公立大學讀書。她在那裡支付的房租,還不如她父親在市內為一處12x6英尺(約合3.6x1.8米)見方的停車位付的錢多。
「那件事徹底改變了我的觀念,」她說。目前,登特在愛爾蘭的科克(Cork)市做一名網絡設計師(Web designer),過着一種普通的中產階級生活。她無法想像為什麼有人拿着微薄的薪水,還會堅持在曼哈頓生活。
「我所認識的幾位還住在曼哈頓的藝術家,」她說,「要麼早已買了大房子,要麼仍舊住在1976年他們剛來時住的租金管制的工作室里,而且會一直住到過世那天。」
你的核心價值觀
人們經常喜歡用共性和文化來定義階級,正如他們也總喜歡用原始數字來區分階級一樣。而中產階級最重要的共性及文化,就是這樣的一種認知:最基本的經濟保障,點綴着偶爾的奢侈和難得一次的假期;以及一種認為只要堅定信心、努力工作,一切都會變得越來越好的信仰。
「對我來說,中產階級就是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有足夠的錢支付帳單和房租,然後還有一點餘額,」29歲的德西蕾·蓋坦(Desiree Gaitan)說。她是社交媒體Shairporter的一名經理人,這家剛剛組建的科技公司專門從事安排去往紐約機場的的士拼車業務。蓋坦說,雖然她一年只賺4萬美元(約合人民幣24.9萬元)(在美國國內更具代表性的地方,這相當於每年1.79萬美元[約合人民幣11.14萬元]),但她覺得自己就是中產階級。
蓋坦過着節衣縮食的日子,去廉價商店購物,有空的時候幫人看孩子,還抓住了一份條件不錯的合約:她每月支付600美元(約合人民幣3732元),與人合租了一套租金管制的兩卧室公寓,就在哥倫布環島(Columbus Circle)附近。這是她室友的父母多年前找到的地方。
「日子過得很艱難,」她說,「我有很好的職業道德,而且只要是我喜歡的工作,我會儘可能做得長久一些。出於某種精神層面的原因,再苦再累,一天工作下來也是值得的。」
多年來,《紐約時報》、《紐約》雜誌等媒體就一直在預言中產階級之死。從上自下,分別是1950年、1907年、1968年、1968年、1969年和1969年的相關剪報。
多年來,《紐約時報》、《紐約》雜誌等媒體就一直在預言中產階級之死。從上自下,分別是1950年、1907年、1968年、1968年、1969年和1969年的相關剪報。


中產階級正在消亡嗎?
「曼哈頓有很嚴峻的承受力問題,」經濟學家布拉科尼說。根據城市審計部門9月發佈的一份報告,近十年來,支付「承受不起的租金」者(以超過其收入的30%定義)的人口比例已有顯著增長。
如果這種趨勢持續下去,就會滋長一直以來的慌亂情緒,人們擔心曼哈頓的中產階級正處在消亡的邊緣,認為他們已經不再有能力應付這座城市的物價,並會快速撤退到中產階級的自然棲息地——郊區去。
確實,曼哈頓的中產階級規模比國內其它地區都小;也確實,來自房產和生活成本的壓力在近期內都不會有所下降;但是同樣千真萬確的是,早在100年前,就有人預言過中產階級即將消亡的災難了。
「很快就沒有紐約人了,」1907年的《紐約時報周日雜誌》(Sunday magazine of The New York Times)就曾在一篇文章中如此宣稱。該文章詳細敘述了由於房屋租金、僕人工資的不斷增長,以及極高的冰價和煤價,年收入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家庭——摺合成現在的美元為2.4萬到7.2萬(約合人民幣15萬到44.79萬元)——將會如何被擠出中產階級。算上通貨膨脹的調整,一個家庭的開支僅洗衣一項,一周就要花費115美元(約合人民幣715.5元)。那麼一磅雞肉呢?8.08美元(約合人民幣50.27元)。而另一方面,一套「位置有點偏但尚可接受的小戶型中產階級公寓」的租金,是每個房間每月272美元(約合人民幣1692元)。放在今天的市場中,已算是相當實惠的了。
1968年,《紐約》雜誌(New York magazine)在一篇封面文章里,報道了當時那些能住得起的公寓引發的瘋狂爭奪戰。文章詳細敘述了人們怎樣去竭盡所能地搶一套公寓。「外科大夫推遲了手術,家庭主婦回去工作了,嬉皮士剪掉了他們的頭髮,家家戶戶都在銷毀寵物,」這份雜誌寫道,「對於那些中等收入(每年1.5到2萬美元[約合人民幣9萬到12萬元])的人、不想要室友的上班族女孩,以及帶着多個抽屜大小的嬰兒的夫妻們來說,希望就非常渺茫了。」根據這篇文章,1958年,紐約褐沙石的房子(Brownstones)賣12.5萬美元(約合人民幣77.8萬元);而十年後,價格賣到了兩倍(以現在物價來說,就是從82.7萬美元跳到了165萬美元[約合人民幣514.5萬到1026.5萬元])。
有關中產階級消亡的報道,在1978年、1998年、2006年和2009年也相繼出現過。當時,《紐約觀察家》(The New York Observer)用這樣的標題鳴響了警鐘:「中產階級的城市:只是和你無關。」
然而,中產階級成員還是存留了下來。他們散布在精英人士與不斷增長的低收入工作者當中,幸運地得到了廚房超小的好房子,想着這樣的日子還能熬多久——同這個階級的人們在1910年和1968年想過的一樣。
翠貝卡街區的阿齊茲一直在琢磨一個問題。她所見到的唯一一個搬到附近來的年輕人,經常要靠父母的支持才能過活。他們在畢業時從父母那得到一套公寓,就像她那時候得到一塊精工牌手錶(Seiko watch)一樣。而每當她的朋友和鄰居過世的時候,她就想:「以後還有誰來住我們的房子呢?」
本文最初發表於2013年1月20日。

房租,紐約中產階級的輓歌

房租,紐約中產階級的輓歌

居住2014年06月17日
布耶爾夫婦和他們的孩子、狗、貓住在上西區的一套一居室里。對於這戶人家和他們的預算來說,這套房子的空間捉襟見肘。
布耶爾夫婦和他們的孩子、狗、貓住在上西區的一套一居室里。對於這戶人家和他們的預算來說,這套房子的空間捉襟見肘。
Robert Capli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邁克爾(Michael)和梅蘭妮·貝朗格·布瓦耶(Melanie Bellanger Boyer)是來自巴黎的移民,現住於西90幾街的一套溫馨一居室內。他們,就屬於那種有時被社會科學家稱為「被遺忘的中間層」的人。
29歲的布瓦耶是財務審計,年收入9萬美元(約合人民幣56萬元)。他的妻子31歲,在動物收容所工作,年收入2.1萬美元(約合人民幣13萬元),薪水雖低,但福利優厚。自從兩人的女兒諾拉(Nora)今年1月出生後,這點福利可以說是幫了大忙。
去年8月,夫婦倆搬進一套500平方英尺(約合46平方米)的房子,租金2700美元(約合人民幣16876元)。這是他們能找到的最好的房子了。它的亮點在於裸露的牆磚、帶有雕刻裝飾的壁爐和絕佳的方位——離中央公園只有幾步路。但是他們每月簽發的高額租金支票,也給他們帶來了日益沉重的負擔。
「要不是租金那麼貴,我完全可以呆在家裡帶孩子,」貝朗格·布耶爾夫人說,她指出,家裡每月的開支現在又多了一項——2000美元(約合人民幣12501元)的育兒費。「但是我得保住工作,因為我需要它的福利。所以,我們只能把諾拉送到託兒所。」
像這樣的家庭徘徊於希望和焦慮之間,就像在刀尖上起舞。他們的收入處於中等水平,但是有30%的收入要花在租房上。就算住房成本上漲,他們也依然要想盡辦法保住自己的公寓,因為他們知道,這座城市的住房市場競爭激烈,自己的選擇範圍只會更窄。受到租金管制的住宅套數越來越少,有幸在其中安居的人對此倍加珍惜。
在這類家庭最為常見的曼哈頓,形勢尤其嚴峻。這些居民擔心,假如失去了現在的住處,他們不僅在目前的社區呆不下去,還不得不搬離這座城市。這樣一來,通勤時間可能會更長,家人團聚的時間也會更少。這樣的擔心往往並不是杞人憂天。
這樣的群體包括:布耶爾家這類負擔著育兒支出的年輕中產階級家庭;靠固定收入生活的、年邁的紐約人;收入為起薪水平,卻因嚮往紐約的生活方式,兩人、三人甚至四人擠住在一起的年輕單身族。他們的情況,引起了越來越多的關注。
5月5日,紐約市長白思豪(Bill de Blasio)宣布了一項41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2563億元)的計劃,旨在為中低收入的紐約人新建平價住房。
幾周後,紐約大學富曼房地產及城市政策中心(Furman Center for Real Estate and Urban Policy of New York University)和第一資本銀行(Capital One Bank)聯合發佈了一份報告,題為《平價出租住宅行情》(The Affordable Rental Housing Landscape) 。報告顯示,低收入紐約人並不是為租金所困的唯一群體。所謂租金負擔重,就是指總收入中至少有30%需要用於支付房租和水電費。2012年,在中等收入家庭當中——比如年收入在9.1萬到15.2萬美元(約合人民幣57萬到95萬元)的三口之家,有14%或者大約29萬的家庭屬於這一類型。
「我們考察租房市場的行情是因為,近六年來,出租住房越來越住不起了,」富曼中心莫里斯平價住房政策研究所(Moelis Institute for Affordable Housing Policy)的馬克斯·韋塞爾庫奇(Max Weselcouch)說,「從2005年到2008年,形勢看起來一片大好。收入中值在上升,新房建設活動也達到了高峰。而從2009年到2012年,雖然初步估計顯示,紐約新增了20萬居民,但是建設活動卻非常少。」
5月28日,富曼中心發佈一份報告,題為《2013年紐約市的住房和社區狀況》(The State of New York City』s Housing and Neighborhoods in 2013)。報告得出結論稱,紐約市中等收入家庭的比例從1990年的61%,下降到了2012年的56%。
布耶爾家等家庭的經歷,就是對這些數據的生動註解。夫妻倆被高昂的預付費用嚇了一跳,其中包括中介費和兩個月的定金(多交一個月是因為他們養了狗)。空間是非常珍貴的。一張嬰兒床和一輛嬰兒車,緊貼在卧室的雙人床旁邊,嬰兒圍欄佔據了起居室的大部分空間。在餐椅上加放一個兒童汽車安全椅,就成為一把兒童高腳椅。不過最讓人焦慮的,還是對未來的擔憂。
「我不能抱怨,」布耶爾說,「我們過得還比較體面。但是我們擔心存不住錢。萬一生了病,要花一大筆錢,我們的存款可能就不夠了。要是在法國,我們所交房租占收入的比例可能一樣,但是醫療費這類開支都可以由社保覆蓋。」
「我們已經走投無路了,」他說,「年輕時住在曼哈頓是很好的。但是有了孩子,在這裡生活真的很艱難。我們需要更寬敞的地方,而我們31%的收入都用來交租了。」
儘管夫妻倆很想留在曼哈頓,但他們懷疑在今年8月租約到期後,可能還是得往更偏遠的地區搬,那裡的房價會便宜一點。
中等收入家庭之所以願意支付高額的租金,享受生活在紐約這類大都市的好處,或許是有充分理由的。生活在大都市的優厚福利體現在就業好、治安好、生活方式充滿活力,以及交通費用低廉。
「多花點錢住在這裡,或許是一個合理的選擇,畢竟你能得到很多東西,」亨特學院(Hunter College)城市事務與規劃系(Urban Affairs and Planning Department)的助理教授馬修·戈登·拉斯納(Matthew Gordon Lasner)說。不過在他看來,中等收入家庭為了享受這樣的福利,往往付出了意想不到的高額情感代價。
「在紐約,不是只有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一名丹麥裔的美國籍社會改革家,揭發社會腐敗現象的新聞工作者及社會紀實攝影家——譯註)那樣的窮人,才會有住房壓力,」拉斯納說,「在住房問題上,中等收入家庭也需要幫助。因為收入水平比較高,他們不能住國家為低收入家庭建的房子;但是他們又住不起市價房,因此覺得自己很弱勢。每次接到房東的來信說租金要漲,他們就意識到自己隨時可能被趕走,到時候又得付出更多金錢去租新的公寓,說不定結果會更慘——連這座城市也呆不下去。」拉斯納是《高額生活:在屬於市郊的世紀,共管公寓內的生活》(High Life: Condo Living in the Suburban Century,耶魯大學出版社[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年版)一書的作者。
「他們真的可稱得上是被遺忘的中間層,奢華住宅和公共住房都將他們拒之門外,」拉斯納說,他的院系最近發佈了一份報告,題為《紐約人將何處為家?》(Where Will New Yorkers Live?)。報告強調,面向中等收入家庭的平價出租屋已經越來越少。「他們的壓力不像低收入家庭那麼大,但是他們在生活中也面臨著極大的不確定性。」
紐約是一座租房者的城市——根據富曼中心的調查,在紐約市的300萬家庭當中,有三分之二的家庭是租房居住的——這也是富曼中心和第一資本銀行在報告中關注這一群體的一個原因。在紐約市的出租房源當中,有45%受到價格平抑或租金管制,8%是公共住房,8%是補貼房,其餘則都是市價房。
以前,一代又一代中等收入的紐約人,不需要費很大力氣就能找到住得起的房子。但是如今,情況已經發生改變,因為租金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扶搖直上,受到租金管制的公寓不斷減少,工資增長遲滯,而城市魅力的與日俱增,也加劇了市內人口的膨脹。
富曼中心的韋塞爾庫奇,把曼哈頓稱為「恐懼的震中」,這裡的形式尤其嚴峻。從2005年到2012年,曼哈頓地區租金的上漲幅度達到19%,超過了其它市區。在同一時期,原本受到租金管制的住宅,有四分之一解除了管制。
在紐約立足究竟有多難?三名來自佛羅里達州的20歲出頭的年輕人,就可以現身說法。她們今年1月搬進了東39街的一套900平方英尺(約合84平方米)的公寓。
左起:達娜·巴基奇、塞西莉亞·科斯塔和丹妮爾·德蒙,她們在東區合租了一套兩居室公寓。
左起:達娜·巴基奇、塞西莉亞·科斯塔和丹妮爾·德蒙,她們在東區合租了一套兩居室公寓。
Katherine Mark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這三位分別名叫塞西莉亞·科斯塔(Cecillia Costa)、達娜·巴基奇(Dana Bakich)和丹妮爾·德蒙(Danielle Dormand)的年輕人,都從事的是全職銷售工作。德蒙每周還有幾個晚上會去做兼職的雞尾酒吧女招待。她們的年收入加起來只有近15萬美元(約合人民幣94萬元)。
今年1月,她們的房產經紀人、Citi Habitats的丹·法爾科內蒂(Dan Falconetti)為她們找了一套可以看到東河(East River)景觀的兩居室公寓,還帶一個陽台。科斯塔特別喜歡那個陽台,她專門拍了張照片上傳到Facebook。一道臨時的牆,讓她們可以在客廳里隔出第三間卧室。她們每月的房租加起來是4100美元(約合人民幣25267元)。
幾個室友建起一堵臨時的牆,在起居室里隔出了第三間卧室。
幾個室友建起一堵臨時的牆,在起居室里隔出了第三間卧室。
Katherine Mark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和許多初到紐約的人一樣,三個人被這座城市的前景和其間的各種可能性深深吸引着。她們覺得,可以藉此機會重塑自我,讓生活恢復活力。
「我想嘗試和以往不同的新生活,」 巴基奇說,「我想住在大城市。我以前沒有工作,但存了些錢。我覺得我必須勇敢行動——沒有任何猶豫和退縮。」
科斯塔換了一種說法,表達了相同的想法:「我搬到這裡來是想改變生活。」
為了節省日常雜項開支,她充分利用了公司的額外補貼,比如辦公室里的免費酸奶和麥片。
「看電影太貴了,」 巴基奇說,「我來紐約已經有一年半時間了,只去過幾次。而以前我老是去看電影。」
對於習慣了一年四季宜人天氣的女性而言,靴子、冬季大衣這類太占衣櫃空間的大件服飾,都是不能碰的。「我從今年1月開始就一件衣服也沒買,」科斯塔說,「連商店都沒逛過。不能逛啊。」
事實證明,為公寓添置傢具也是一項艱巨的任務。「我們每收到一次薪水支票,就買一樣東西,」科斯塔說,「我的卧室里已經有兩星期沒有檯燈用了。」兩星期前,她們買了一台烤麵包機。
「美甲、修眉——這些統統都沒有了,」德蒙說,「我現在用的是盒裝染髮劑,吃幾美元的披薩,我已經學會去喜歡這種事了。在佛羅里達破產跟在這裡破產,可是兩碼事。在這裡,你口袋裡揣着40美元(約合人民幣250元)哪兒也去不了,連家門都出不去。」
巴基奇和科斯塔已經習慣了精打細算。
巴基奇和科斯塔已經習慣了精打細算。
Katherine Mark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經濟壓力總是揮之不去的。直到最近,她的收入不再僅按業績提成計算,情況才有所緩解。而此前,每到周五拿錢的時候,她都很害怕看到薪水支票上的數字。
不過,三個人都願意為了享受曼哈頓的生活方式而付出犧牲。至少當前如此。
「我非常自豪,所有人都為我驕傲,」德蒙說,「我並不只是離開了家鄉——我來的可是曼哈頓。」就連寫下「紐約(州),紐約(市)」這個地址的時候,她都感到自豪。
她們的經紀人也深諳這樣的得失權衡。法爾科內蒂本人最近也簽下一項租約,與六人合租了一套月租1500美元(約合人民幣9376元)的房子——「我只求室友只有六個,」他說,這是一套位於威廉斯堡的七居室躍層公寓。「我是2008年來的紐約,如果你當時問我,會不會住這樣的房子,」他說,「我會說,『沒門。』而現在,有這樣的機會就不錯了。」
除了市長的最新住房計劃外,政府還在做其它方面的努力。選區覆蓋了上西區大部地區的紐約市議會女議員海倫·羅森塔爾(Helen Rosenthal)正在尋找方法,使更多位於奢華建築內的住宅公寓對中等收入的家庭開放。
「收入在8.4萬到14萬美元(約合人民幣53萬到88萬元)的四口之家,就好比甜甜圈上的那個洞,」羅森塔爾說,「我們還沒有安置這個群體的方法。」
在這個問題上,她已小有斬獲,其辦公室與地產商TF Cornerstone開展了合作。TF Cornerstone正在西57街606號建設一棟包括1025個單位的奢華住宅樓,原本為年收入在15萬美元(約合人民幣94萬元)左右的四口之家預留了205套公寓,現在又增加到220套。
然而,市場對此類房源的需求遠遠超過了供給。第一資本銀行負責社區發展融資的勞拉·貝利(Laura Bailey)可以證實這一點。第一資本銀行會協助那些為中等收入家庭預留住宅單元的項目進行籌資。
「在皇后區法拉盛(Flushing)的馬其頓廣場(Macedonia Plaza),有4萬名申請者在競爭100多套公寓,」貝利說,「而在哈萊姆區(Harlem)的Sugar Hill Apartments,4萬8千名申請者在搶98套公寓。光看數字,你就知道我們有多頭疼了。」
對於租金壓力巨大的中等收入紐約人來說,最令他們恐懼的事情或許莫過於,一旦失業或租金上漲,他們就不得不與紐約訣別。
這就是今年63歲的黛安·奧爾德爾海德(Diane Ordelheide)的遭遇。2003年,她從聖路易斯(St. Louis)搬到紐約,就是為了追逐自己畢生的夢想——當一名女演員,開始演藝生涯。她實現了這個目標,在《法律與秩序》(Law and Order)、《我的孩子們》(All My Children)及好幾部電影和廣告片中獲得了出鏡機會。
然而,儘管她曾從事的25年教職可以讓她每年領取3萬美元(約合人民幣19萬元)退休金,事實證明,要找一套住得起的房子還是越來越艱難。奧德爾海德一個社區一個社區地尋找,終於在三年前找到一套已裝修的單間公寓。公寓位於西102街,月租1635美元(約合人民幣10220元)。雖然房子的面積照她估計只有200平方英尺(約合19平方米),但她非常喜歡其中的墨菲床(Murphy bed),和以花崗岩與不鏽鋼凸顯風格的現代化廚房。
黛安·奧德爾海爾的單間公寓從各方面看都很窄小;她已經逃離紐約,搬到了佛羅里達。
黛安·奧德爾海爾的單間公寓從各方面看都很窄小;她已經逃離紐約,搬到了佛羅里達。
Robert Capli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然而有那麼一天,奧德爾海德意識到,自己在這座城市待不下去了。
「我非常、非常想留下來,」她說,「這座城市改變了我的生活,我無法想像自己離開這裡之後的生活。但是有一天,我突然意識到自己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太可怕了。我的結論是,我必須離開這座城市。做出決定後,除了有些悲傷,我感覺輕鬆了很多。」
5月11日,奧爾德海德收拾好她的吉他、班卓琴和其它個人物品,準備搬往佛羅里達州,入住龐帕諾海灘(Pompano Beach)的一間鄉村小屋。那裡的月租是1345美元(約合人民幣8407元)。
「我盡量保持樂觀的心態,因為我沒有選擇,」她在準備搬家時說,「我本來希望,有我隨身帶去的這麼多東西,搬家就不會那麼難受了。但,這真的很難接受。」

希拉里·克林頓的閱讀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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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枕邊書2014年06月17日

    前國務卿、《艱難抉擇》(Hard Choices)的作者的書架上有共和黨人的回憶錄,比如《父輩的信仰》(Faith of My Fathers)和《抉擇時刻》(Decision Points)。

    你現在在讀什麼書?

    我的床頭柜上放了一堆我正在讀的書——或者希望能很快開始讀的書。我一般是同時讀好幾本。現在我讀的是唐娜·塔特(Donna Tartt)的《金翅雀》(The Goldfinch)、馬婭·安傑盧(Maya Angelou)的《媽媽和我和媽媽》(Mom & Me & Mom)和哈倫·科本(Harlan Coben)的《想念你》(Missing You)。

    你讀的上一本真正的好書是什麼?

    我總是在不斷回想艾蒙德·德·瓦爾(Edmund de Waal)的《琥珀色眼睛的兔子》(The Hare With Amber Eyes);伊麗莎白·吉爾伯特(Elizabeth Gilbert)的《萬物的簽名》(The Signature of All Things);琳內·奧爾森(Lynne Olson)的《倫敦公民》(Citizens of London);以及維克拉姆·塞斯(Vikram Seth)的《一個合適的男孩》(A Suitable Boy)。

    希拉里·羅德姆·克林頓

    希拉里·羅德姆·克林頓

    Illustration by Jillian Tamaki


    你最喜歡的當代作家有哪些?有沒有哪位作家的書一出版你就會讀?

    下面這些作家不管出什麼書我都會讀:勞拉·希倫布蘭德(Laura Hillenbrand)、沃爾特·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芭芭拉·金索弗(Barbara Kingsolver)、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約翰·格里沙姆(John Grisham)、希拉里·曼特爾(Hilary Mantel)、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安娜·昆德蘭(Anna Quindlen)和愛麗絲·沃克(Alice Walker)。我很喜歡講述某些人物長期經歷的系列圖書,所以我會自動閱讀下面這些作家的最新著作:亞歷克斯·貝倫森(Alex Berenson)、琳達·法爾斯坦恩(Linda Fairstein)、蘇·格拉夫頓(Sue Grafton)、唐娜·利昂(Donna Leon)、凱瑟琳·霍爾·佩奇(Katherine Hall Page)、路易絲·彭尼(Louise Penny)、丹尼爾·西爾瓦(Daniel Silva)、亞歷山大·麥考爾·史密斯(Alexander McCall Smith)、查爾斯·托德(Charles Todd)和傑奎琳·溫斯皮爾(Jacqueline Winspear)。

    你最喜歡的小說是什麼?你最喜歡的短篇故事呢?你特別欣賞的詩歌呢?

    我年輕時讀過《卡拉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它給我留下了長久的印象,我打算今年夏天重讀一遍,看看我現在對它的看法是什麼。我最喜歡愛麗絲·門羅(Alice Munro)寫的短篇故事,特別是她的文集《忘乎所以》(Carried Away)和《逃離》(Runaway)中的故事。要讓我從多年來欣賞過的眾多詩人中選我最喜歡的,就沒有那麼容易了。我喜歡的詩人包括E·E·卡明斯(E. E. Cummings)、T·S·艾略特(T. S. Eliot)、謝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巴勃羅·聶魯達(Pablo Neruda)、瑪麗·奧利弗(Mary Oliver)和W·B·葉慈(W. B. Yeats)。

    讀什麼書會帶給你有罪惡感的快樂?你有最喜歡的題材嗎?

    烹飪、裝修、節食/自助和園藝書籍帶給我罪惡的快樂,它們是填補零碎時間的有用圖書。

    關於華盛頓特區的最好的書是什麼?有沒有哪本書你想推薦給計劃搬到首都工作的人?

    E·J·迪翁(E. J. Dionne)的《我們分裂的政治心》(Our Divided Political Heart)說明,大多數普通人都有一點保守和自由的衝動,但是就像我們每個人都得在內心深處調和二者一樣,如果我們想讓政治體系有效運轉,也要調和這二者。艾倫·布林德爾(Alan Blinder)的《音樂停止之後》(After the Music Stopped)是對金融危機的描述,他的分析和建議非常清晰。

    你旅行的時候喜歡讀什麼書?

    我任國務卿旅行時,要讀很多關於每個目的地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信息的厚厚的簡報,所以它們佔據了我的大部分閱讀時間。但是在可能的時候,我會讀關於我要前往的地方的小說或旅行見聞,比如海倫妮·庫珀(Helene Cooper)講述她在利比里亞的童年的《糖果海灘的家》(The House at Sugar Beach)以及艾瑪·拉金(Emma Larkin)的《在緬甸尋找喬治·奧威爾》(Finding George Orwell in Burma)。

    有沒有哪本書你希望所有的學生都讀一下?

    簡·奧斯汀(Jane Austen)的《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伊薩克·迪內森(Isak Dinesen)的《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托馬斯·肯尼利(Thomas Keneally)的《辛德勒的名單》(Schindler』s List)。

    你小時候是個什麼樣的讀者?你童年最喜歡的書是什麼?你最急切想傳給女兒的書是什麼?

    哦,我小時候總是在讀書,從《維尼熊》(Winnie-the-Pooh)、神探南茜(Nancy Drew)系列、《小婦人》(Little Women),到詹姆斯·米切納(James Michener)。我給切爾西(Chelsea)最先讀的是《晚安,月亮》(Goodnight Moon)、《逃家小兔》(The Runaway Bunny)、《好奇的喬治》(Curious George)以及其他所有我很喜歡的書,這些書引導她自己做出閱讀選擇。

    如果你必須選一本對造就現在的你影響最大的書,你會選哪本?

    從過去到現在,《聖經》都是對我的思想影響最大的書,雖然我這麼說可能顯得很老套。我從小就在讀它,熟記其中的片段,按它的指導行事。我現在仍然覺得它是智慧的源泉,能安慰我,鼓勵我。

    你書架上的哪些書可能讓我們覺得意外?

    你們可能不會想到我的書架上有共和黨人的回憶錄,比如喬治·W·布殊(George W. Bush)總統的《抉擇時刻》和參議員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的《父輩的信仰》。

    上一本讓你大笑的書是什麼?

    珍妮特·伊萬諾維奇(Janet Evanovich)關於斯芬蒂尼·普拉姆(Stephanie Plum)在特倫頓歷險的系列圖書總能讓我大笑。

    如果你要舉辦一個文學宴會派對,你會邀請哪三位作家?

    我會選擇只邀請一位客人,共進一頓漫長的晚餐: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我很想知道誰會現身,他到底寫了什麼。

    有哪些書你還沒讀過,讓你難為情?

    要承認有多少書我還沒讀過會讓我很難為情,所以我不承認了!但是其中一本是普魯斯特(Proust)的《追憶似水年華》(In Search of Lost Time)。我一直沒擠出時間讀它。

    2014年6月16日 星期一

    小確幸管制動機(eaton)

    103.6.8李茂生:到東京去,最有趣的是在街口拿宣傳用的衛生紙包。有時候走一趟新宿就可以拿個十幾包。不過,這種樂趣或許會被台灣的政府禁止了。因為據說台灣的政府為了維護國人的健康,免得國人拿太多的衛生紙包,用不完,過期了還在用,這樣會傷害健康,所以打算明定國人旅遊日本回台時,不得帶超過十二包的衛生紙包回國入關,違者刑法侍候。最高刑度預計是十年以下。同時,據聞,因為國人過於迷戀AKB48,玩物喪志,所以政府也在考量國人回國時,攜帶AKB48成員十二名以上入關時的刑責,據聞最高刑度是死刑。
    https://tw.news.yahoo.com/7%E6%9C%881%E6%97%A5%E8%B5......


    EATON(37)

    1.為關稅?不,4年才查到670件,查不到的會多少?

    2.為隱藏查核人力不足?可能,拿恐嚇替代人力。

    3.為打擊不肖業者投機於限量內分批進口?不,新制額度比舊制減半,但旅客太多了,有用?乾脆限制出國人數。

    4.為打擊不肖業者不法藥物?不,不法的一顆也不能私進,何需限量?

    5.為對進口商交代?不,若超帶的重點藥多為中藥,勢力可能不大。

    6.為政府能對外(商會或商務部)吹噓?可能,好保障對手國出口商的利益(亂加出口價的利益)

    7.政府發威?可能,最近政府自認給太多小確幸,要收回一點,減少人民吹噓分享戰利品的機會。

    8.沒事找事做?可能,政府經常把無厘頭的事當施政業績。

    **抱歉,加兩條人生光明面

    9.為國人健康?可能,濫用藥物(多中藥)可能是國人腎病盛行率全球之首(現為二)的元凶。若是,何不也管制核能、麻辣鍋、醬料、檳榔、油炸物、菸酒(李老師不要罵我),救更多人?

    10.族繁不及備載,自己想。

    經濟學界一顆不大不小的炸彈

    2013年4月25日星期四

    經濟學界一顆不大不小的炸彈

            當經濟系博士生最爽的是什麼?你原本只是為了交作業而核算一篇經濟學經典論文裡的數據,卻不小心發現這論文中有一個數據彙整時的小小錯誤(error),而這個錯誤卻誤導全球經濟決策達兩年之久,甚至可能害死歐美國家許多中低收入戶,差點還要再害死更多人。然後,你把這個發現告訴老師,他們確認無誤後跟你一起發表了一篇論文,指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兩大經濟學者把全球經濟帶向錯誤的方向。結果你在一夜之間變成全球著名媒體追逐的對象和財經界最熱門的話題人物──更爽的是:你唸的經濟系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in Amherst在美國甚至排不上前百大
            話題之所以這麼熱門是因為它攸關目前歐美最棘手的經濟問題:可不可以繼續舉債來救經濟?還是要緊縮政府開支而讓仰賴政府福利的人變成經濟窘境的受害者,甚至讓經濟局勢惡化?
            倒楣的人是兩個哈佛的經濟學家 Carmen Reinhart 和 Kenneth Rogoff他們都擔任過國際貨幣基金會的資深位置,也都在哈佛當過系主任。更重要的是他們在2010年出版的一篇論文 Growth in a Time of Debt 被經濟學界視為顛撲不破地證明了「國債絕不可以超過90%,否則GDP成長率會便成負的。」在2008年的金融風暴之後,這篇論文幾乎變成美國與歐陸的經濟決策基準,G 20也準備跟進,設定國債上限。挑出他們毛病的是美國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in Amherst 經濟系的博士生 Thomas Herndon,他即將修完畢修學分開始他的博士論文研究。
            Thomas Herndon 發現  Growth in a Time of Debt  的一個表格數據有問題,漏掉了幾個國家的數據。當他和兩位指導教授把這幾個被漏掉的數據加進去之後,「90%上限」的神祕極限消失了,即使是國債超過90%的國家GDP成長率仍有+2.2%!這個發現推翻了 Carmen Reinhart 和 Kenneth Rogoff 的「鐵律」,尤其歐陸國家現在變成可以考慮要不要讓國債繼續在短期內上升,看有沒有機會刺激景氣恢復之後再回來處理國債,而不見得非得要硬生生地在青年失業高達40%~50%的情況下去砍政府社福預算。
            不過,我更在意的是 Thomas Herndon 兩位指導教授 Michael Ash and Robert Pollin 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的評論中指出的發現:「我們還發現,經濟增長率與公共債務之間的關系,因時間和國家的不同而存在巨大差異。這意味著,假如一國公共債務與 GDP 的比值正逼近 90%,我們不能由此得出『該國肯定即將步入險境、經濟增速可能驟降』的結論。」「相反地,我們掌握的證據表明,當債務與 GDP 的比值超過 90% 時,一國增速可能會略有放緩,但我們不能認定,這個結論在所有情況下都是成立的,甚至我們也不能認定這個結論在多數情況下成立。」
            GDP是許多因素綜合表現的結果,國債支出對GDP的影響一定跟配套措施是否得當有關,本來就很難單純根據國債高低就要斷言GDP成長率。這幾乎是經濟學過去的常識,但是在計量經濟學興起之後,很多計量經濟學家都已經失去這個簡單的常識了!
            Michael Ash 和 Robert Pollin 還進一步指出:「人們需要考慮類似這樣的一些問題,包括增長緩慢是公共債務增加的原因還是結果。」也就是說:經濟學關於「國債與GDP的關係」的實證研究是建立在「統計相關性」的研究,但是懂統計基本知識的人都知道:無法用統計方法來確定到底是「國債上升導致GDP下降」,還是「GDP下降導致國債上升(譬如,GDP下降,稅收減少,政府法定失業救濟金等支出增加,然後或許政府又增加赤字預算去刺激經濟)。」假如事實是後者,那麼 Carmen Reinhart 和 Kenneth Rogoff 所主張的「國債上升將導致GDP下降」的理論就徹底破產了。
            真正的事實是什麼?經濟學家還在爭論之中,鐵律目前恢復僅僅只是「可能為真的假設,尚待進一步驗證」。問題是:台灣人和經濟政策的名嘴、評論家與決策者是否知道「國債上升將導致GDP下降」這個鐵律已不再是鐵律,而變成有待進一步查證的假說?
            我 Google 一下90% debt growth」,跑出一大堆結果,可以看得出來這個議題在全球瘋狂發燒的程度。
            我又 Google 一下國債 哈佛 90,跑出好幾篇簡體字的文章,包括Michael Ash 和 Robert Pollin 在英國《金融時報》那篇評論的全文翻譯。台灣的網站呢?竟然出乎我意料之外地有一篇「科技新報」網站的文章「被犧牲掉的經濟 來自 Excel 的計算錯誤」。
             兩岸 PK,我們真的比較沒有國際觀!!!

    預防隨機殺人的手段與代價

    預防隨機殺人的手段與代價

           鄭捷的隨機殺人引起社會極大的不安,形形色色的社會反應正揭示著台灣社會的不同「人種」與心態。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不擇手段地想要事先遏阻隨機殺人的焦慮。
      盲目而不擇手段的防制手法可能浪費資源而無實效,甚至可能帶來反效果。有人建議在車廂內放置齊眉棍,但是如果被拿來當兇器,不正適得其反?有人建議在車廂內加派警察巡邏,那只不過是會逼兇手選擇別的公共地點而已。
           防範的手段越激烈而盲目,社會付出的代價可能會越大。譬如,蘋果日報就有人嗆聲廢死聯盟,並要求「要給兇手一個標籤方便我們辨識敵我;我們需要某種專業的見解讓我們寬心,哪怕只是一個心理師的診斷或是一個精神醫學的病理特徵;我們需要一槍斃命的果斷來清除令我們不安的不定時炸彈,哪怕這並不會遏阻下一場悲劇。」
           這個慌亂而盲目的建議顯然忘記一個重要的事實:一槍斃命的手段或許可以嚇阻曾文欽式的隨機殺人,但是卻無法嚇阻鄭捷式的隨機殺人。因為鄭捷之所以殺人,不就正因為希望可以被執行死刑嗎?假如死刑已廢,說不定鄭捷就失去隨機殺人的理由,而化解了一場悲劇。
            由此可見,要想防範隨機殺人,不能沒有冷靜的思考。有甚者,如果想要不擇手段地嚇阻隨機殺人,其對社會的傷害可能還比隨機殺人更可怕。

    一、能用死刑嚇阻各種隨機殺人嗎?
            隨機殺人的動機不一而足,如果我們每次一有悲劇就針對該個案不擇手段地去遏阻,務求防範於未然,則結果將是很荒唐的。譬如,曾文欽的隨機殺人是因為「殺1、2個人也不會判死刑,我就被關在牢裡一輩子就好。」所以台灣馬上掀起一股「以死刑嚇阻隨機殺人」的強大社會輿論;現在鄭捷因為不敢自殺,而希望隨機殺人後可以被判死刑,那麼我們是不是應該要積極呼籲廢除死刑?還是說,我們應該呼籲政府採取最殘忍、痛苦的死刑手段,以期嚇阻所有想吃免費牢飯以及不敢自殺的人?果其然,下一次再有精神變態的人說他是想要慘死所以隨機殺人,那時候我們又要採取何對策?
           此外,如果採取殘忍、痛苦的死刑手段來嚇阻各種隨機殺人的事件,將很可能會讓殺人犯在預期會被判死刑時更加不顧一切,更加殘忍。這是我們要的嗎?
           隨機殺人的真正「原因」很可能是精神疾病,因而其「動機」無法以常理論,也沒有一定的模式,使它極難被事先防範、嚇阻。死刑或許可以嚇阻一部分的隨機殺人,也許只能嚇阻極少數的隨機殺人,而不像是可以用它嚇阻所有種類的隨機殺人。既然死刑的嚇阻效果不明確,就不應該把它當作「嚇阻隨機殺人」的手段,而應該讓「要不要廢除死刑」回歸到純屬法律的冷靜考量。
           災後的焦慮與痛苦是不該被漠視的事實,但也不該因此就把「倡導死刑」當作宣洩焦慮的工具,或者無法解決實質問題的安慰劑

    二、篩選並監控所有精神病患?
      曾文欽長期受憂鬱、激燥、焦慮等情緒暨精神官能性憂鬱症、社會恐懼症等身心疾病所苦。鄭捷很可能也有精神疾病,而 5/24 清晨在新竹殺人的李姓男子也很可是精神症的患者。那麼,如果我們加強對類似精神症的患者加以篩選、治療與監控,會不會大幅減少隨機殺人事件的發生?
           如果我們可以認真而積極地找出所有精神病患,並給予適當的治療,理論上應該會比死刑的嚇阻有更積極的預防效果。但是,以今天精神醫學的發展程度,以及我們對隨機殺人的有限了解,這個途徑不但無法完全防堵所有可能的隨機殺人,甚至還可能殃及無辜。
           如果我們只是在學校與社區編制社工師與醫師、諮商師,積極地篩選、輔導、治療各種身心症、挫折感等,以防止當事人發展出更嚴重的精神疾病或病態人格,它對社會的貢獻應該是利遠大於弊。問題是,精神病患精神不願意按時就醫、服藥,而其家人也往往沒有能力 andor 時間給予適當的照顧,我們要因此而動用公權力去強迫所有精神病患就醫與服藥嗎?這很可能會嚴重地侵損病患隱私權和其他基本人權。此外假如我們想要監控所有的可疑的精神病患,可能就會更嚴重地侵損隱私權和其他基本人權,並因而付出很大的社會成本,但是成效又可能是很難估計的。我們真的要為不確定的成效而付出這樣的社會成本嗎?
            就算我們願意付出這麼大的社會成本去施行強迫治療與監控精神病患,我們還是要再問:我們是要「寧可錯殺一萬,不可放過一個」?還是「寧可放過一萬,不可錯殺一個」?如果是後者,仍舊無法有效防堵所有的隨機殺人;如果是前者,不分青紅皂白地殃及無辜,這不是比隨機殺人更惡劣,對社會造成的傷害更大?

    三、如果隨機殺人就是很難被防範
           隨機殺人跟仇殺或情殺的差別,在前者無特定對象,所以會引起社會上的普遍焦慮。但是飛機失事也是無特定對象,而發生的頻率與受害者的人數甚至高過於隨機殺人,為何人們不會焦慮到想要不擇手段地遏阻飛機失事?
           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如果排除「劫機」這種特殊的案例,其他飛機失事幾乎都是「非故意」的;而很多人卻認定隨機殺人是「故意的」,當事人可以決定「要殺人」或「不殺人」,因此認定可以用各種嚇阻手段「瓦解」兇手的殺人動機。
            但是,假如隨機殺人的人就是法律上所謂「無行為能力」的人,他們表面上有理性,可以冷靜而有調理地對答,卻沒有能力像常人那樣地決策與行為呢?想要不擇手段地遏阻這種人的隨機殺人,是不是就像不擇手段地要遏阻飛機機械故障而失事一樣地情緒化與非理性?
            我們是該認真思考如何降低隨機殺人案件的發生率,但是如果過於激動而不擇手段,也許那種偏執本身反而就是一種該被治療的病。

    四、善待失敗者與受挫者
          精神病患發生的原因往往有生理遺傳的因素,同時也有外在際遇所造成的焦慮和挫折。如果我們可以善待所有失敗者和受挫者,就有機會減少嚴重的精神病患,而間接減少隨機殺人的機會。  
           但是,如果一個社會一面倒地主張「貧富差距有助於經濟發展」、「社會福利會拖垮經濟」、「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同情弱者必然要付出社會成本」時,政府會減稅,社會福利與社工組織會被削弱到名存實亡,那時候除了「死刑」的成本較低之外,我們根本不可能積極地去治療精神病患,或防範他們對社會的傷害。
            台灣許多名嘴都把柴契爾夫人當成解救英國經濟的英雌,因而奉其三大治國手段(減富人稅、國營事業私有化、削減社會福利支出)為圭臬。柴契爾夫人有兩句名言:「You can't make the poor rich by making the rich poorer」、「There is no such a thing as society」。她跟雷根推動了類似的政治與經濟政策和思想,他們的政策和思想也統治台灣直到今天。
           但是,如果柴契爾夫人的兒子恰好是板橋捷運的受害者,她將會發現:如果每個人都自掃門前雪,而不肯動用社會集體資源去防制火災,別人家的火災將會蔓延到你家;如果你不同情社會上的弱者、失敗者和受挫者,他們有一天可能會變成隨機殺人者,而使你的家人受害。
           我們要繼續活在柴契爾和雷根主義的統治下,把社會上的弱者、失敗者和受挫者當作個人問題,還是要建構一個更能包容失敗者的社會?

    新北歐 = 市場經濟 + 分配正義

    新北歐 = 市場經濟 + 分配正義

           花了些時間去了解北歐的財經與社福制度,發現他們用市場經濟賺錢,再用高稅賦和社福制度進行財富重分配,兼得市場經濟與福利國家的好處。而且,歷經 1990 年代初期的北歐金融危機和 2008 年的全球金融海嘯體檢後,越來越多經濟學者相信北歐模式的優點。反倒是美國政治學者保羅.皮爾遜(Paul Pierson)在 1994 年所預言的「福利國家必倒」,已經被確信是一場過早下斷言的誤會。
           北歐案例對台灣的首要啟示是:市場經濟與分配正義可以並存,企業競爭力和社會福利也可以並存。我們可以忘記美國的放任式資本主義,積極研究北歐模式中可以供台灣取法的部份。
            本文會先簡要比較北歐與美國的現況,再說明保羅.皮爾遜「福利國家必倒」這個預言的背景與錯誤,然後扼要說明北歐如何在福利國家與市場經濟間取得平衡的機制。

    一、近況與跨國比較
            總的講起來,近年來北歐國家的人均所得高於或遠高於美國 (挪威 100,318美金>丹麥 59,190>瑞典 57,909>美國 53,101>芬蘭 47,129美元),財富分配遠比美國平均吉尼數排行榜:瑞典 0.230<丹麥 0.248<挪威0.250<芬蘭0.268<美國0.450),經濟成長率與失業率跟美國相近或遠低於美國,國債水準遠低於美國和歐盟,市場開放程度與歐美相近。

    這樣的成績,同時維持經濟成長、高所得與分配的均勻,以及健全的國家財政,當然遠比美國亮眼,而吸引全世界的羨慕。連立場保守的英國《經學人報》都不得不在 2013 年用 "The Nordic countries:The next supermodel" 為篇名讚譽北歐國家的成就,並指出發展經濟學已經把「成功地現代化」稱為「getting to Denmark」。   

           以下兩圖顯示:挪威、瑞典的經濟成長率和失業率表現絕不輸歐美國家近年的表現


    二、1990年代的金融危機非因福利制度而起
           1990年代初期芬蘭、瑞典和挪威都因類似的原因而遭遇到系統性的金融危機,以致於GDP嚴重負成長且失業率飆漲;其中芬蘭受傷最重,GDP負成長達-6%且失業率高達18%;而瑞典 GDP負成長達-2%,失業率高達12%。雖然後來政府因應得宜,但是負面衝擊至今仍未完全消除。
    但是瑞典卻可以在嚴重受創後迅速復甦,強勁地再度將人均 GDP 追上美國,表示這個經濟體的體質非常健康,而令人刮目相看。

           這一場金融危機的主因與福利制度無關,是在金融自由化過程的不適應症。在 1970 年代的石油危機之後,北歐國家一度面對競爭力衰退的危機,因而厲行自由化,從消除金融管制開始。以瑞典為例,它是因為政府從1985年起解除行之多年的金融管制與超低利率政策。但是,市場部門初期無法適應自由化,金融機構為了爭奪市場佔有率而浮濫放款,這助長了股市和房地產市場的借貸炒作,而引發房地產價格暴漲,因而又助長金融機構的浮濫放款。在 1990-1991之間因為政府的稅制改革使利率上漲,戳破上述房市泡沫,導致房地產價格暴跌,金融機構破產,股價暴跌,失業率暴漲,稅收銳減,國債激增等一系列的經濟問題。1992年底瑞典貨幣「krona」大幅貶值後,出口再度引領經濟恢復強勁,這一波危機才終於過去。(見 "The Swedish model for resolving the banking crisis of 1991 - 93. Seven reasons why it was successful" 和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保羅.皮爾遜(Paul Pierson)在 1994 年對福利國家的批評是誤把一時的危機當做必將無以為繼的惡性體質,且誤判危機起因,把馮京當馬涼,硬是用一場金融去管制過程所引發的危機曲解成由福利制度引發的危機。

    三、從不曾放棄公平與社會福利
            為了保持跟世界的競爭力,瑞典的稅賦降低了約10%,但是北歐國家的稅賦仍遠高於全世界(見下圖),而且沒有任何政黨打算再調降稅賦

    為了避免國債過高瑞典政府支出佔GDP比重從 1993年的 67% 降到 49%;
    瑞典即將進入高扶養比的高齡社會,為了避免過分增加下一代的負擔,瑞典政府調降了老年福利。


    但是瑞典與北歐的社會福利仍舊遙遙領先全世界,從搖籃到墳墓照顧得無微不至。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這個刊物寫了一篇涵蓋許多角度的報導 "Nordic cuddly capitalism: Utopia, no. But a global model for equity",它舉一位  40 歲的中產瑞典人為例:未婚的 Ericsson 每個月的稅後所得僅 4,200 美元,在物價極高的首都 Stockholm 生活,他每個月扣掉經常性支出後只剩 200~300 美元可供支配。但是他一點都不擔心。即使未來結婚或無子,他都不需要為自己的養老或孩子的生活費與教育而擔心。
           瑞典的公平性不僅表現在稅賦和社會福利上,也表現在薪資上。瑞典主管的薪資大概只有德國同業的 1/3。近年來瑞典的薪資級距有稍微加大,基尼係數變成 0.24,仍是全球羨慕的水準,也只比上一代多了 25%
           不只這樣,北歐的公平性與集體性深入他們歷史與文化的根部。瑞典的社會福利制度至少可以追溯至16世紀路德教派的思想,丹麥學者則把這制度追溯至10世紀北歐海盜的集體精神。瑞典傳統思想裡就有 folkhemmet 一辭,意指「眾人的家」。
           北歐文化強調集體性而不去突顯個人成就,他們的孩子不管貧富都上同樣的學校,沒有能力分班,甚至在小學六年級之前都沒有成績。他們甚至壓抑個人主義,而有著名的 Jante Law:1、不要以為你很特別,2、不要以為你和我們不一樣,3、不要以為你比我們聰明,4、不要想像自己比我們好,5、不要以為你懂得比我們多,6、不要以為你比我們更重要,7、不要以為你很能幹,8、不要取笑我們,9、不要以為有人很在乎你,10、不要以為你能教訓我們什麼。
           有這種堅強的集體主義當後盾,北歐國家不可能會放棄公平與社會福利。因此,與其說過去這些年來北歐國家是在「往右翼移動」,不如說北歐國家是在「根據經濟上負擔得起的條件,調整它在左翼的位置」。

    四、延伸閱讀
    Nordic cuddly capitalism: Utopia, no. But a global model for equity
    鉅亨看世界北歐不止神話
    The surprising renaissance of the Nordic model
    Sweden: The new model
    The Nordic countries: The next super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