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人士的品質
蔡美兒, 賈德·魯本菲爾德 2014年01月30日
今天，一個表面看來違反美國精神的美國現實是，向上的流動性和美國夢，對一些群體的真實性和有效性，要遠遠超過另一些群體。這麼說也許觸犯了禁忌，不過，某些人種、宗教信徒和民族出身的群體，比一般美國人活得顯然要好得多。
印度裔的收入幾乎是全美平均狀況的兩倍（印度裔家庭的年收入中位數約為9萬美元，而全美家庭的中位數為5萬美元）。伊朗裔、黎巴嫩裔和華裔也屬高收入群體。在過去30年里，摩爾門教（Mormon，舊譯摩門教）信徒已成為美國商界的領軍人物，在許多最知名的美國公司里擔任最高職務。這些事實並非表明一些族群比其他人「更優越」，物質的成功也不等於美好的生活。但話說回來，一廂情願地無視事實，從來都行不通。
歷史上，猶太人的成功史最為源遠流長、覆蓋面也最廣。儘管猶太人口只佔美國成年人口比重的2%左右，他們卻佔據了美國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目前三分之一的大法官席位，貢獻了逾三分之二的托尼獎(Tony Award)最佳詞曲作者得主，以及約三分之一的諾貝爾獎美國得主。
這些事實最令人舒心的解釋是，這只是階層分化的人為產物——富裕的雙親把優勢都傳給了自己的子女——又或者，抵達美國的移民有着高超的技能和優越的教育水平。雖然這些因素相當重要，可是它們只能對此類現象做出一小部分的解釋。
如今家財萬貫的摩爾門教商人常常出身卑微。儘管印度和中國是通過與就業相關的渠道把大部分移民送入美國的，然而，有將近一半的印度移民和過半數的華人移民，是在不符合上述條件的情況下來到這裡的。許多人都是窮人，沒受過什麼教育。羅素·賽奇基金會(Russell Sage Foundation)2013年公布的綜合數據顯示，無論父母的社會經濟背景或教育背景如何，華人、韓國和越南移民的子女，都獲得了異乎尋常的向上流動性。
以紐約市百里挑一的公立中學史垈文森高中(Stuyvesant)和布朗克斯科學高中(Bronx Science)為例。這兩所學校都是常春藤聯盟的生源大戶。在2013學年，史垈文森高中以標準化入學考試為唯一標準，錄取了九名黑人學生、24名西語裔學生、177名白人學生和620名亞裔學生。在華人出身的亞裔學生中，有許多人的父母是在餐館等地打工的工人階層移民。
光是說特定族群比其他人表現更好——通過收入和考試成績等方面來衡量——就足以在今天的美國掀起狂風巨浪，甚至還可能會受到種族主義的指控。諷刺的是，事實其實拆穿了人們對種族的成見。
在美國，有些黑人和西語裔群體的表現比部分白人和亞裔群體優秀很多。許多來自牙買加、加納和海地等西印度群島和非洲國家的移民都在攀登美國高等教育的階梯，但其中表現最突出的或許是尼日利亞裔人口。尼日利亞後裔在美國黑人總人口中所佔的比例還不到1%，但在2013年，哈佛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有將近四分之一的黑人學生都具有尼日利亞血統；超過四分之一的尼日利亞裔美國人都有碩博或專業學位，而擁有同等學位的白人只有大約11%。
僅僅在一代人的時間裡，邁阿密的古巴裔美國人就從普遍貧窮髮展到了相對富裕。到了1990年，出生在美國的古巴裔兒童——他們的父輩是作為流亡人士來到美國的，其中很多基本一文不名——每年能掙5萬美元以上的幾率是非西語裔白人的兩倍。三名西語裔聯邦參議員都是古巴裔。
同時，一些亞裔群體——例如柬埔寨和赫蒙族後裔——在美國屬於最貧窮的階層，中阿巴拉契亞地區的一些白人占絕對多數的社區也如此。
最根本的是，每個族群都會隨着時間流逝而起起落落。數十年來，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簡稱WASP）精英的運勢一直在衰退。1960年，第二代希臘裔美國人的收入據稱在所有接受調查的人群中位列第二。某個族裔在美國所取得的成功往往會在兩代人以後消失。所以，雖然2012年亞裔學生的總體SAT成績比平均水平高143分，比白人高63分，但2005年的一項研究對2萬多名青少年進行了調查，結果發現，第三代亞裔學生的學術表現並不比白人學生更好。
這些群體如此起起落落的事實反駁了「模範少數族裔」的全部理念，以及認為他們的成功是因為先天生物差異的看法。實際上，是文化力量在起作用。
事實證明，儘管存在各種差異，如今在美國社會非常成功的族群都有三大利於成功的法寶。首先是至上情結，即深信自己卓爾不群。第二點似乎剛好相反，是缺乏安全感，也就是覺得自己或自己的所作所為還不夠好的那種感覺。第三則是自我控制。
來自任何背景的任何個人都可能擁有我們所說的這三大法寶。但研究表明，部分群體表現出這些品質的可能性更高，所以他們所取得的成就也更大。
說人既認為高人一等，又缺乏安全感，這的確有點奇怪。然而，正是由於這種不穩定的結合，才使人們產生了動力：與生俱來的自卑感，以及證明自己的迫切感。再加上自控能力——即抵禦誘惑的能力——結果就是，一直系統性地犧牲當前滿足感的人，將來會如願以償地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三大法寶中的每一條都違背了當代美式思維的核心原則。
我們知道，種族至上的說法既虛無又危險，然而美國最成功的每個族群都認為自己非同凡響。摩爾門教徒自認為是地球上「胚胎形態的神」，要帶領世界走向救贖。用歷史學家克勞迪婭·L·布殊曼(Claudia L. Bushman)的話說，他們認為自己是「道德腐化之海上的一座道德孤島」。中東問題專家和許多伊朗人曾明確地指出，波斯人具有「至上情結」。大多數猶太兒童在他們的第一次逾越節家宴上就會聽說，猶太人是「神的選民」；隨後，可能會有人告訴他們，猶太人是一個有道德、崇尚法治和智慧的民族，是一群倖存者。
缺乏安全感竟然是成功的一大要素，這在美國文化中又是一件令人生厭的事。力不從心之感往往會引發擔心，甚至成為接受心理治療的理由，而家長故意在孩子心中植入不安全感幾乎是無法想像的。然而，這種不安卻深深植根於美國每個成功群體的心中；而且他們還會有意無意地把它安到子女身上。
社會學家魯文·G·朗博(Rubén G. Rumbaut)牽頭進行的針對5000多名移民子女的研究有一項主要發現，孩子們之所以覺得「要有所成就」是因為他們時常強烈地感覺到，自己有義務回報父母所做的犧牲。包括哈佛社會學家維維安·S·路易(Vivian S. Louie)所進行的深入的實地工作在內的大量研究顯示，華人移民父母經常會對子女的學業寄予厚望（「為什麼只考了99分？」），讓孩子們覺得「家族榮譽」維繫於自己的成功。
相反地，研究發現，美國白人父母則更注重培養孩子的社交技能和自尊。「你真棒。爸爸媽媽永遠不希望你為任何事而煩惱」和「如果你成績不好，就會讓家人失望，最後會流落街頭」這兩種說法存在巨大的差異。在對數千名高中生進行研究後發現，亞裔學生的自尊心在所有族裔中是最低的，儘管他們的學習成績最好。
不僅如此，身為社會裡的外來者，這本身就是不安全感的一個源泉，而美國最成功的族群都是某種形式上的外來者。移民們擔心，自己是否能在陌生的土地上生存下去，常常會和子女交流生活中的不安。因此，普遍的信條是：他們能奪走你的家園或生意，可是奪不走你所受的教育，所以，更刻苦地學習吧。後來者和宗教少數群體可能會面臨嘲笑或敵意。據報道，在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接掌政權後逃到邁阿密的古巴人，在公寓樓上看到了寫着「古巴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標誌牌。在2012年的選舉周期，摩爾門教徒一定聽說了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整潔體面的兒子們被媒體說成「瘮人」的報道。被看扁或鄙視的感受和至上情結混合在一起，可以成為強大的驅動力。
最後一點，自我控制也不符合當代美國文化的主流觀念。無數書籍和治癒系的電影都在大肆宣揚活在當下是一種美德，控制自我衝動的人不是活在當下。主流文化擔心，過度的限制或要求會破壞兒童的幸福。可與此相反的是，美國最成功的每一個族群，都對子女的童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從幼兒時期起，他們就教導子女要養成自律的習慣。至少，當這些群體處於上升期時，他們是這麼做的。
在孤立狀態下，這三大法寶的每一種都不足以成事。單獨來看，至上情結是自滿的誘因；單純的不安感可能會讓人形成致命缺陷；自我控制則會導致苦行主義。只有把三種特質結合在一起，才能產生動力，產生托克維爾口中的「上升的渴望」。
當然，成就斐然的族群沒有把這些特質灌輸給群體內的所有成員。他們沒必要這麼做。如果周圍的平均成功比例是每20人中有一人成功，那麼，假設一種文化能在10人中促成四人取得高度成就，他們獲得的成功將是遠高於一般水平的。
不過，這種成功是有代價的。三大法寶中的每一個都有自己的病狀。自我控制會削弱人們感受美麗、寧靜和隨興而發的喜悅的能力。不安的人感覺好像自己永遠也不夠好。小說家譚恩美(Amy Tan)回憶說，「在長大的過程中，我一直想着永遠都不可能讓父母高興。這是一種可怕的情緒。」最近的研究表明，亞裔年輕人承受着更重的壓力。（不過，和媒體的報道正相反，他們的自殺比例要更低。）
至上情結甚至可能更令人反感。縱觀歷史，族群至上言論一直是壓迫、戰爭和種族滅絕的一個根源。誠然，當外來少數族群利用至上情結作為盔甲，以抵禦來自多數族群的偏見和敵意時，這種情結不知怎麼，會讓人感覺不那麼醜陋。可是，種族優越感或宗教狂熱，本身實在太容易變成一種不寬容了。
雖然作為成功的引擎，這三大法寶的組合發揮了相對良性的作用，然而，恰恰是由於它傾向推動的成功類型，它才依然可能產生束縛性的後果。為了物質成功而奮鬥的個人，會輕易地變得過於注重名望和錢財，過於關注外部環境對他們做出的價值評判。
美國的少數群體要維持至上情結並非易事。這個國家在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裡一直竭力把少數非白人族群、尤其是黑人族群描畫成低人一等的群體。非裔美國人一次又一次地反抗對他們的這種定位，然而其遺毒依然存在。
美國黑人當然不是千篇一律的。正如耶魯大學教授、詩人伊麗莎白·亞歷山大(Elizabeth Alexander)所寫：黑人「不能被歸為一類、十類，或萬類。」在美國社會經濟的每一個領域都有地位顯赫的黑人家庭。不過，藝名「迪迪」(Diddy)的說唱歌手、唱片製作人和企業家肖恩·庫姆斯(Sean Combs)做出如下表述時，無疑道出了許多人的心聲：「你知道的，如果你研究黑人歷史，就會發現它太負面了。這就好像說，好吧，我們是奴隸，我們被鞭打，被拿水管噴，然後是民權運動，我們是美國匪幫。我要讓別人看到我們的才能，這是給我動力的東西。」
文化從來都不是決定一切的因素。個人可以藐視最主流的文化，書寫自己的人生，就像庫姆斯所踐行的那樣。他們能開創引以為傲的篇章，拒絕對所在群體的主流敘事，或者逆轉這些敘事。在任何特定家庭，強悍得異乎尋常的父母、祖父母、甚至是老師都能給兒童灌輸前述三種關鍵特質中的任意一種。只不過，如果你必須自己動手來做這件事，如果你無法從更廣泛的社群中吸取文化資源，如果你的身邊缺乏榜樣，或者缺乏同齡人的壓力，你只能日復一日地被你的族群在媒體上的負面形象所轟炸，那麼想要灌輸這些特質就要困難得多了。
不過，如果就此認定，缺乏有效的群體至上情結是非裔美國人貧困狀況格外嚴重的原因，就有些可笑了。真正的原因已經不消多說，其中包括了奴隸制度、系統性的歧視、失敗的學校教育、不提拔黑人的僱主、單親媽媽問題，還有就是這個國家約三分之一的男性黑人青年正待在監獄裡，等待審判、緩刑或假釋。黑人群體缺乏對至上情結的闡述，這不是妨礙任何特定的非洲裔美國人成功的原因。它只是構建了一道額外的心理和文化屏障，大多數成功的美國群體不需要跨越這種障礙。
同時，如果一個群體的成員學會了不信任這套機制，如果他們不認為，像他們這樣的人能真的獲得成功，那麼他們採取自控的動力就會微乎其微。羅切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Rochester)的研究人員最近以一種新眼光重新進行了著名的棉花糖測試。孩子們一開始受制於無效的許諾——大人們許諾他們可以玩新的畫畫工具，可是根本就沒給他們發放——這幾乎總是讓測試「失敗」（孩子們會把第一塊棉花軟搶到手，而不是等上15分鐘來獲取之前承諾的第二塊）。與之相反的是，當大人們堅守承諾時，大多數孩子都通過了測試。
導致貧窮的一些原因——歧視、偏見、機會的減少——同時也可以導致一個族群成功所需的文化力量被削弱。一旦發生這種情況，貧窮就變得更加牢不可破。在這樣的環境下，需要更大的勇氣、更強的進取心、也許還有某個更出類拔萃的人才，才能突破重圍。
當然，俗話所說的銜着銀湯匙出生的人，能夠不必努力工作，不必感到不安或自律，就變得富有（雖然當一個族群以這種方式來傳承財富時，它很可能正在走向沒落。）在一個階層越來越固化的社會裡，父母的財富對下一代的成功有着顯而易見的作用。
然而，受前述文化組合影響的族群能在美國佔據優勢的原因之一，正是導致美國許多窮人機會減少的那些因素。藍領工作崗位正在消失，競爭日益激烈的高等教育帶來了更高的回報，這給了一些族群巨大的優勢，這些族群會產生格外多的傑出人物，而且往往年輕有為，還會有格外多的人為了長遠利益犧牲眼前的滿足。
好消息是，導致這些族群取得驚人成就的不是某種神奇的基因。也不是只有他們能接觸到的某種有5000年歷史的「教育文化」。相反，他們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三種簡單品質所推動的，所有人都可以具有這三種品質。
這三種品質的培養——並非易事，也不見得所有人都願意——是需要堅持的。它要求把努力工作、堅持不懈和克服困難的能力轉化成一種認為自己卓爾不群的源泉。這種至上情結不是某個民族、或某個宗教團體所獨有的。它是一個人對自己的意志力引以為豪。
想想索尼婭·索托馬約爾(Sonia Sotomayor)的故事。她的父母是為生計所累的波多黎各人。她在感人至深的自傳《我至愛的世界》(My Beloved World)中寫道，父親酗酒，母親「對此的辦法是避免」和父親「同時在家」。因為患有糖尿病，索托馬約爾大法官從8歲左右開始就要給自己注射胰島素，這個過程很痛苦，但她「有幸擁有」一種「頑強的毅力」。她剛開始並不是尖子生。五年級時，她「成績平平」，要去找班上最聰明的那些姑娘「請教她是怎麼學習的」。但很快，她就取得了名列前茅的成績，幾年後，她申請了普林斯頓大學——儘管指導老師建議她申請「天主教學校」。
舉這個例子不是為了說明，「看吧，在美國很容易擺脫貧窮」。相反，索托馬約爾大法官的故事表明，一個人必須得多麼優秀，才能克服自己面臨的困難。
但研究表明，堅持和動力是可以學習的，尤其是對年幼的孩子而言。這一點支持了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家詹姆斯·J·赫克曼(James J. Heckman)等人的觀點。他們認為，把面向貧窮人群的教育經費花在幼兒干預上是最優選擇，幼兒干預應該從學齡前開始，那時孩子的可塑性是最強的。
美國本身就是一個生來有三重特質的國家：特別相信自己出類拔萃、一心想向有貴族氣派的歐洲證明自己（托馬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送給巴黎了一具巨型大駝鹿骨架，以證明美國的動物比歐洲的大）、繼承了清教徒式的自我控制。
但財富和權力有着可想而知的影響，腐蝕着那種不安全感和自我控制，而正是缺乏安全感和自我控制帶來了財富和權力。到了2000年，我們只剩下至上情結。這種情結本身只是虛張聲勢，催生了一種理所當然的特權和即時滿足的文化。因此，近些年的磨難——失敗的戰爭、金融危機、中國的崛起——反常地產生了有益的影響：人們再度感覺缺乏安全感了。
討論美國「衰落」的那些人漏掉了這一點。需要克服苦難、在世界舞台上證明自己的魄力的美國，是最好的美國。不管結果是好是壞，美國現在再次得到了這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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