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紐約色情業的中國女性受害者重生

幫紐約色情業的中國女性受害者重生

紐約時報中文網助理編輯 趙晗 2014年02月28日

2013年歲末，紐約皇后區刑事法院。我很不自在地坐在第8號法庭里——在座的女性中除了社工和我，都被指控賣淫，等待審判。

這一天的被告華人女性佔大多數，只有兩個看上去像西語裔的女孩。我偷偷打量她們，企圖從外觀、神態上看出些什麼，但是這種辨認毫無效果。律師、社工走來走去叫着名單上的名字，有時也看看我，問我是不是今天要出庭的某某人。

社工Amy結束了一個陪談，走回我身邊坐下，耳語了一句：「她竟然想賄賂我！」
Amy是和我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我們都生於80年代的北京，從出生起就是鄰居，讀同一所高中。後來她去南京大學讀社工專業，畢業後在北京一家服務艾滋病患者的非政府組織(NGO)工作了兩年，然後又到密歇根大學完成了社工碩士學位。目前她在紐約一家社工機構工作，專門救助遭遇色情人口販賣的中國女性。工作之餘她還在紐約城市大學攻讀國際犯罪和人口販賣碩士，「畢業了可以進FBI，」她說。由於她的工作性質存在一定不安全因素，故Amy不便透露全名。
去年聖誕節前夕我在紐約度假時住在她家，一天她邀請我說：「今天我的client（當事人）開庭，這是非常特殊的一間法庭。我想你應該去看看。」

紐約皇后區刑事法院(Queens County Criminal Courts)，是紐約州最早開始人口販賣干預(Human Trafficking Intervention)的法院。十多年前，該法院的卡馬喬(Fernando Camacho)法官在面對一個因為賣淫屢次被抓的16歲女孩時，充滿困惑。「我可以判她坐15天牢，但是我不想這麼做，」卡馬喬在當時接受一次採訪時說，「她16歲就出去賣淫，背後肯定有原因。」之後他開創了一種新的模式，不是簡單的判刑入獄，而是邀請社工和專業機構介入，識別哪些婦女是色情人口販賣受害者，並通過與NGO的合作令她們脫離控制，學習語言、掌握技能，最終重獲新生。這個經驗隨後在紐約州被推廣，截至2013年11月，紐約州有這個項目的法院已經擴展到11間。紐約州也是全美國第一個推行這一項目的州。

被指控賣淫的婦女在採納這一干預項目的紐約州法庭上通常有三種選擇：第一是當庭認罪，接受120美金的罰款，留下一次違規記錄（非犯罪記錄）。第二種選擇是接受庭審，可能被裁定為「賣淫罪」併入獄（具體天數由法官決定，最多90天），這樣將影響她們的身份申請。第三種選擇就是接受諸如Amy所在機構的輔導，如果在半年內不再因為同樣指控被抓，就可以撤案，沒有罰款。律師通常會推薦第三種選擇，而被告也通常願意接受這一選擇。

這種專業機構的干預方式並沒有固定模式，機構間也會彼此協作。Amy所在機構與法庭合作的主要目的是通過5-8次輔導(couselling)確定當事人是否為人口販賣受害者，之後為她們聯繫律師和法律顧問，普及法律權益知識，提供心理諮詢或生活幫助。如果當事人願意，可以住進機構安排的免費秘密庇護所(safe house)。機構還為受害者提供各種社會再融入課程，包括語言學習、手工製作、藝術治療等。如果Amy在輔導過程中發現當事人受到了家庭暴力傷害，則可以引薦給另一間與法庭接口的反家庭暴力機構。

想「賄賂」Amy的是一名來自中國的朝鮮族婦女，她選擇接受輔導，但在庭上表現出心不在焉，總是搓手並回頭看我和Amy。她被律師交給Amy，律師一走，她就拉起關係來，要塞給Amy些錢，不去接受輔導，試圖讓Amy幫她矇混過關。Amy當場拒絕了。

「她們一開始都不願意對我說實話，東拉西扯，」Amy回到座位後對我耳語，「但是一旦信任建立了，她們會告訴我許多你想也想不到的事情。」

「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那個女孩，」Amy事後跟我講了一個讓她一輩子也忘不了的當事人。為了保護當事人，Amy不願透露當事人的真實姓名。「那是在我剛開始這份工作的第一個月。」那天在法庭，Amy見到一個中國女孩低着頭蜷縮在角落裡，雖然戴着墨鏡和口罩，但是她臉上多條已經感染的傷口還是清晰可見。「我嚇了一跳，」Amy停頓了一下，「她的臉都變了形！」

在輔導中Amy了解到，這個女孩通過「假結婚」來到美國，對方是比她年長20多歲的中國人，已經成為美國公民。在「假結婚」的交易中，她期望通過婚姻獲得綠卡，對方則賺取金錢。但在綠卡辦理到一半的時候，她的「丈夫」消失了，也切斷了她一切的經濟來源。走投無路之下她在當地中文報紙上看到「按摩」的招聘廣告，聯繫後很快得到回復。華人老闆派司機接她去工作，車開了很久，在一個很偏僻的地方停下。司機帶她上樓，結果一進門就要強姦她，對她說：「你可以開始工作了。」她方才知道所謂「按摩」其實就是變相提供性服務。反抗無果，司機還對她施加了極其殘忍的暴力，致使她面部和肢體多處受傷。毆打過後司機說：「你做了，我才帶你回去。」之後幾天她帶傷開始了「工作」，很快在一次服務中被警察抓到，被指控賣淫。由於被打的傷口沒有得到及時處理，加上她是過敏體質，導致嚴重感染。「我自始至終也沒有看見過她長什麼樣。每一次她來找我都是帶着墨鏡和口罩，臉上的傷總也好不了，」Amy說，「這個案子對我的衝擊太大了。她不知所措地蜷縮在法庭里，這個世界彷彿離她好遙遠。她沒有做錯什麼，卻在等待審判。」

在法庭引薦給Amy的中國婦女中，有大概15%-20%的人最終會被認定為色情人口販賣受害者。這些婦女多是以偷渡或其他非法途徑進入並逗留在美國。雖然沒有具體的統計數字，但是根據Amy的總結，這些婦女大多來自福建、吉林、河南等地的郊區和農村，北京、上海、天津等發達地區也有，多數人通過互聯網得知了偷渡或非法移民到美國的信息。囿於語言文化等障礙，加之學歷普遍不高，到了美國後，她們通常會在中文小報上尋找「按摩」等體力勞動的工作機會。但是這樣的「按摩」生意往往和性服務難脫干係。「在我輔導的個案中，當很多女性知道按摩包括為男性自慰、任由男性撫摸，或者發生性交行為時，一開始也會抗拒。而老闆和同事這時會勸說她『你試試，如果不行就算了』，」Amy說，「但是，一個女人一旦開始了做這些事，她的自我形象就一落千丈，之後只會繼續做下去。」老闆通常會用各種方法騙去她們的護照，不再歸還。更有甚者，會利用毒品進行控制，使她們寸步難逃。還有一個慣用的伎倆，就是定期上演「打劫」。好不容易通過賣淫掙到的錢，很快就被老闆派來的人洗劫一空。

Amy從事的工作有一定的危險性，必須處處防着人販子。而她們工作的地點，甚至連我也不能透露。人販子也並不都是男性，他們中也不乏曾經的受害者。隨着新鮮血液的加入，資歷老的女人開始自組團隊。「女人販子有獨特的優勢，」Amy告訴我，「她們特別能蠱惑其他女孩，因為她們格外了解女性的心理特點，懂得利用女性的弱點。」

很多色情人口販賣的受害者，在離開中國前，生活已經窘迫至極，急於離開中國。「她們身上通常有着一種脆弱性，」Amy說，「在中國生活時缺少教育和政策支持，容易被利用。她們在中國的日子太絕望了，聽到任何外界的『甜頭兒』，都會義無反顧。」

Amy這樣形容她接觸到的色情人口販賣受害者：「不僅是『絕望』。她們歇斯底里地渴望着生存的感受。她們迷惑、痛苦，總是被迫做出選擇。」另外一個觀察，就是她們不知道自己是誰，也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由於認為她的當事人不宜向法庭和專業機構以外的第三方透露自己的經歷，Amy拒絕了我採訪部分當事人的請求。曾經以為自己和這些人判若雲泥，但Amy慢慢地也在她們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在這份工作中，她經歷了不同階段的身份認同。一開始她會把自己和這些女孩鮮明地劃分開，「我和她們不一樣。我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我對她們的很多做法不認同。」但是隨着接觸的個案越來越多，她也開始思考：「我和她們在某種程度上一樣——我們都是在中國長大，接受中國的文化和教育。我們都是為了獲得理想中的自由和更好的生活來到紐約，結果我們都面對預期的落差，和現實生活中很多的問題。」

許多女孩在講述自己故事的時候會說「我再也不想回到中國去了」。而Amy當初離開中國來美國讀書，在飛機起飛的時候，心裡想的也是再也不回中國。「但是我現在不這麼認為。因為我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而她們大多數不知道，也抗拒思考這個問題，」Amy說。

在Amy眼中，來自法律和社會的支持保護固然重要，但似乎只有這些受害者才能真正幫到自己。「她們最需要的是對自己有清晰的認識，」Amy說，「這包括知道自己是誰，知道自己活着的意義和價值。最關鍵的是她們在和自己相處時的感受，她們往往在一個人安靜的時候會非常不安，無法認同自己。」她們活得很割裂。在Amy所接觸的這些女性中，幾乎沒有一個人會和家人坦陳自己在美國究竟在幹什麼，她們都在對家人的謊言中編織着自己的「美國夢」，成為「理想中的自己」，並從中得到幸福感。然而現實卻是四五個人擠在一間狹小的居室，共用骯髒的廁所，忍受老鼠和蟑螂，並靠長時間提供無底線的性服務賺錢。「但很多人是用地域來劃分幸福的，」Amy解釋說，「她們中很多人想到『我在美國』，就莫名的開心。在家人面前仍然覺得驕傲。」

「在我的工作中我更多地是讓她們明白自己究竟想要什麼，並明白自己是有價值的，」Amy很是惋惜地說，「這些受害者經歷了太多的摧殘，普遍認為自己毫無價值，她們毫不珍惜自己的身體，不懂得尊重自己。」

Amy帶我親眼見到的皇后區這間法庭上所洋溢的價值感和尊重，正是其與眾不同的地方。即便其他法院也在學習這種人性化的干預模式，但Amy說很難找到類似感覺。她去過紐約州很多法院，沒有一間能夠和這間比。那天她原以為我們會遇見卡馬喬法官的繼位者——日本裔法官芹田斗子(Toko Serita)，但她那天沒有來，然而這並不影響第8號法庭內的秩序和溫暖。進入法庭前，一個警察突然面向Amy舉起了右手，我頗感震驚，但是Amy卻默契地和他擊了一下掌。警察說今天人不算多，看到我與Amy在一起，並沒有盤問，而是熱情地打招呼。Amy後來告訴我：「他知道這裡中國人多，而她們往往不會講英文，他就用翻譯軟件查到『請保持安靜』，還問我翻譯得對不對，發音是否準確。但是在另外一些法庭，警察會對聽不懂英文的人大聲訓斥。」

芹田法官在的時候，「整個法庭都活了」，Amy說，「她沒有用權威去審判別人，而是用愛去改變別人。」如Amy所說，一些受害者在多年的蹂躪和摧殘下思想已經扭曲，無法分辨什麼對自己有益，也難以相信任何人。有些個案因賣淫罪被抓十餘次但仍拒絕接受輔導和幫助。建立信任也是Amy在和個案接觸中最大的困難。雖然沒有親自輔導過如此難纏的個案，但她見證過幾個法庭上的常客終於對機構建立信任，最終在法庭和專業人士的協助下，離開人販子的控制，獲得謀生技能並重新融入社會。每當一個棘手個案有了任何進步的時候，芹田法官都會走下高高在上的坐席，走到這位「犯人」面前，和她擁抱，對她說「我為你感到驕傲！」看到這種場面，很多人也會跟着流下熱淚，包括Amy在內。

Amy所在的機構會為學習動機強的女孩提供各種學習機會，並為她們減免學費。一些女孩甚至順利在社區大學畢業，其中一人畢業後現在在一家當地醫院做醫療助理。

然而這種法庭和專業機構主導的干預模式在當下中國似乎不太可行。「美國是判例法國家，法官可以造法；中國是成文法國家，法官沒有這個自由，」中國刑事辯護律師張培鴻在接受採訪時說，「而且這種針對性工作者的救助多來自民間而非官方，但中國民間這樣的力量還很不成熟，也很難建立社會信任。搞不好會造成二次傷害。」Amy也表示未曾聽說過中國有類似的救助色情人口販賣受害者的民間專業機構。

也許正是這種中美社會間的差異，使得Amy要想對國內的家人和朋友解釋清楚自己的工作變得不那麼容易。「我的家人不太知道我具體在幹什麼，覺得總之是善事，所以很支持我，」Amy說，「我的朋友願意聽我講述自己的工作，不過多數是出於獵奇的心態。」但只有她自己明白自己為何堅持，為何繼續。「最開始的那幾個月我真的每一天都想要辭職。如果沒有上帝，我早已放棄。」Amy是一名基督徒，她相信這是上帝給她獨特的歷煉。「我的夢想是成為社工學的教授。我感恩上帝今天讓我遇到的每一個人。每個人的人生都像是一部電影，有時你感到無聊，只不過因為你沒有看到它的全部。」

從事社工工作後，Amy變得比原來更為成熟冷靜，也更加寬容。「我們每個人都有許多的傷痛，我也是。我們往往要用一生去療傷，」Amy說，「但在這份工作中，我從每一個個案身上都吸取了力量，使我的resilience（抗逆力）越來越強。」
「我的女孩們都很堅強。她們讓我明白，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事情會讓你永遠站不起來。正是她們的存在，才令我從未停止反思我是誰，我的夢想是什麼。」

從紐約皇后區刑事法院走出來，我和Amy經過法院隔壁的皇后區區政府(Queens Borough Hall)，許多人選擇在這裡結婚，門前草叢上堆滿用於拍攝結婚照片的花束。我和Amy路過一對正在拍照的新人，新娘的笑容綻放在雪後初霽的陽光里，羞怯而燦爛。

我們駐足觀望，這時Amy輕聲說：「哪個女人不渴望被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