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先生，平安
我經常拜讀彭先生大作，感佩您勇於關心社會及弱勢，雖然有時我並不認同您的見解。當然，「局部不認同」是小事，言論的動機是否純潔，價值理念是否公義，才是更應被看重的。試問，誰能恥言自己的論述都是對的呢？
所得分配不均議題非汗牛充棟，但不孤單。連我認為色彩濃厚的天下雜誌，其獨立評論也刊登蘇慧君女士的文章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214
；我也常閱讀Paul Krugman的相關文章（應是很少沒讀到），連我自己也吹牛寫了幾篇，對你提到的自然心有戚戚焉。台灣所得分配當然不均，然而，對您的大作：為什麼只有時薪不漲（1），我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或許可供你參考，或可藉著你的大筆，對台灣社會的改變做出一點貢獻。先談我的想法（怕佔時間，講4點），再談改變策略，否則光道德勸說，恐怕狗吠火車！
我的想法
1.從台灣「人均產值」分析時薪問題，應該是錯的，這個統計參數效度不足。這裡的「人均」基礎只有國內從業人員，但「產值」並沒有將不屬於國內從業人員的貢獻分離出來。不屬於國內從業人員的貢獻至少有三項：第一是「海外生產所得」。GDP包含國外生產所得（廠商申報數只好包含三角貿易所得），台灣海外製造比例已約52%，年年節節上升。第二是「折舊所得」。「GDP產值」基礎為GDP毛額，但應該要使用GDP淨額－扣除資本支出產生的「折舊所得」比較。該所得不屬於任何人，過去15年來，1985年至2012年佔GDP的比例增加5.8%。第三是「研發的必要風險報酬」。廠商投入的研發金額確實每年顯著增加，但是GDP設算係以成本會計為基礎，不是使用投入研發之必要風險報酬（這是資產鑑價術語，國際會計準則IFRS認定它是高風險投資，評價時應給予溢價）。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台灣生產力時間序列圖表節節上升，很多台經院甚至中研院的經濟學家也使用那些數字寫論文，我敬仰的Paul Krugman為文分析美國時也忽略這件事。不過我認為，政府統計部門怠惰難辭其咎！論到怠惰，我很生氣。以大家關心的薪資統計或家庭所得為例，國外人力資源所得年報會針對工作者的行業、職別、職階、年齡、性別、家庭結構等做出詳細的動態分析。我們的報告卻數十年如一日，領的薪是博士水準，品質只有高中畢業，對於提升民眾所得難有啟發，對社會階層的向上流動也沒有多大貢獻！
2.從「受雇者薪資與企業利潤佔GDP比例」分析分配問題，應該也是錯的。我記得你曾引用Paul Krugman的論述，受雇者薪資佔GDP比例越來越低，企業利潤越來越高，差距越來越大。關於這點，Paul Krugman也是錯的。他一樣沒有考慮到廠商的海外所得節節上升（美國標普500公司所得約60%來自海外），但所謂「受雇者」只有國內就業人口，更沒有考慮資本額增加（可能運用在自動化設備投資增加或產能提升）的必要風險報酬。若要簡單一點比較，至少「受雇者薪資」要加上海外受雇者，並且以「受雇者薪資與企業利潤」金額直接對比。我曾為文分析這個問題，我的結論是，若加回中國勞工的薪資，台灣過去近20年來「受雇者薪資與企業利潤相對比例」沒有顯著變化。請參拙文：勞工低薪化原因與破解之道(http://www.thinkingtaiwan.com/public/articles/view/429) 。到現在，台灣多數經濟學家還是使用不合理的基礎分析寫論文。不過還是有些人清楚指出「以中國為主體」的全球化策略，造成國內勞工的失業。(http://news.ltn.com.tw/news/opinion/paper/719988) http://www.taiwanthinktank.org/chinese/page/3/33/1206/0
http://www.taiwanthinktank.org/chinese/page/3/33/1180/0
3.你提到，「台灣的人均產值比韓國多出17%，但是每小時工資卻只有韓國的52%，因此調漲空間絕對非常大。」若要跟韓國比較，台灣智庫吳啟禎先生的見解是：薪資倒退問題出在政治，不在經濟！十年前南韓製造業工人薪水約與台灣相當，十年後為台灣的兩倍。同期間，南韓經濟成長率為4.09%，台灣為4.07%，差距微乎其微。其次，台灣企業的賺錢能力還優於南韓（製造業附加價值率為20.8% vs. 19.5%），可見附加價值也非問題所在。請參：「薪資倒退問題出在政治，不在經濟！」http://www.taiwanthinktank.org/chinese/page/3/146/2529/0。
4.你提到，「Thomas Piketty指出，貧富差距擴大的兩大重要原因：（1）勞工沒有議價權…；（2）政府制度偏袒富人..。」 我的見解是，薪資差距很難造成貧富差距如此巨大，以至於Emmanuel Saez能用美國IRS的資料畫出那張圖。那張圖當然是真的，但真正造成貧富差距擴大是資本市場（股市）造成的。請用Emmanuel Saez的圖與美國標普500的指數歷史走勢圖進行比較，就可發現兩者極為相似。(http://finance.yahoo.com/echarts?s=%5EGSPC+Interactive#symbol=%5EGSPC;range=my) 這兩張圖大概都是從1983年開始飆升的。為什麼？那時市場開始全球化，再來是新科技事業萌芽，再來是勞力全球化，讓企業賺很多錢，規模變得很龐大。同時，退休基金及人們沉迷理財投資，造就股市本益比從5-6倍到2000年30幾倍，利潤及本益比創造雙重乘數效應。台灣也是這樣。遠的不說，1998年台灣上市公司一年賺2200億（其實1996年台灣電子股就開始發了），到2013年賺1.5兆，市值從7兆上升到25兆（雖然有些是新上市），15年來現金股利發放粗估約7兆。資本市場（股市）至少讓資本家得到三個好處：第一，可將股票用平均15-30倍的本益比賣出，創造龐大的利益，然後繼續轉投資新事業；第二，仍持有的股票可以取得大量的股利所得。台灣前10%家庭的股利所得佔全部股利所得的95%，但台灣兩稅合一制度卻有利於高股利所得者；第三，每年從公司五鬼搬運（大股東的股權比例不高，可從眾多小股東偷錢）。過去租稅抵減、大股東兼高階自肥發放比每年盈餘還多的股票股利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天時地利「政府合」，招聚錢財有何困難？
再來談改變策略
台灣邊際稅率最高40%，與先進國家差異不大，台灣前5%家庭繳的綜所稅，佔全部74%（這是無能的馬英九津津樂道的），但台灣稅收佔GDP比例還是停留在可笑的12%。因此，改變策略不是提高稅率，也不是你提到的：「用富人稅把富人不應得（劫貧濟富）的收入回收」，檯面上稅率能調高的空間有限（計畫要調高到45%，就等著看），何況過高的邊際稅率會影響投資意願以及人民工作意願（請參：http://www.taiwanthinktank.org/chinese/page/3/33/1180/0）。
改變的策略是甚麼呢？我的經驗是：台灣有太多合法及不合法的「節稅」管道，以至於很多富人不用繳稅，因此「堵漏洞」才是關鍵點。以前一些管道像是捐地、買塔位被堵了、促產抵稅從2009年高峰每年減1900億到現在降到1000億，其他創新、研發等條例實際減的稅不多。然而直到現在，該收不收的漏洞還是很多，連張忠謀都知道。台灣會計師制度有問題，他們受雇於企業主，不聽話會被換掉，所以積極提供不公義的「節稅」服務，更不要說會像支持學運的律師，成為正義之師，為民喉舌。實務上如何堵呢？我的見解是，多管齊下：
1.調整兩稅合一。我曾幾次為文鼓吹，股利所得可扣抵額比例改為最多60%，現在政府計畫要調到50%，就等著看立法院。請參拙文：如何讓證所稅恢復公平正義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public/articles/view/923)
2.調整台灣前5至10%及10至15%的家庭所得稅率。這兩個族群達55萬戶，每戶年平均所得分別為187萬元及144萬元，有效稅率只有8.4%及6.9%，只比排在後面所有家庭的平均值5.2％高些。若能調整到前5％稅率的一半，每年粗估可多收600多億的綜所稅。請參拙文：台灣綜所稅的稅率設計合理嗎？(http://www.thinkingtaiwan.com/public/articles/view/302)
不過，我懷疑政府中高階主管剛好列在這兩個族群，會不會故意訂低，以便自肥？如何突破呢？
3.以實價基礎課徵不動產所得稅。社會對這個問題說很多了，台灣過去20年，我粗估不動產增值20兆，但收到的土增稅及財產交易所得稅低得可憐，遺產稅降低為10%後，土增稅竟仍維持免稅，沒配套修改。如何突破呢？
4.杜絕漏開發票。發票是勾稽假帳的唯一關鍵，沒開，營業稅、營所稅通通逃掉。我曾為文鼓吹大膽作法。財政部最近做一點：年營收200萬的事業單位就要開發票。我原建議通通開，讓公司行號沒藉口、民眾養成習慣，但營收低於一定額不必申報，按現行定額收取。我實際觀察，已過一年，沒開的還是沒開。沒大幅提高發票獎金，不找約僱稽核大隊，只靠高普考那幾個官員，成效有限。實務上只能唬唬人，隨便查叫公司補點稅，但收到的可能只有實際應繳的十分之一不到。如何突破呢？請參拙文(簡版)：台灣每年逃漏稅額估3500億http://news.ltn.com.tw/news/opinion/paper/587844
5.財政部行事消極。以前經驗不說，我最近向財政部部長信箱申訴，財政部的回覆竟是：「請檢附具體事實案例〈包括人、事、時、地、物及金額〉及相關文件，以憑辦理。」本人不甘心財政部對動輒可能數十億的稅收漫不經心，於是再申訴，標題寫著：財政部嚴重瀆職。內容提到，本案稅基漏洞具體存在，何需具體事實案例？若再申訴後，財政部依然草率如故，本人必透過媒體及立委昭告天下，讓人民知道財政部嚴重瀆職。結果改善一點，消極推說會詢問金管會。如何突破呢？學美國IRS大發查稅獎金?
6.改變公司內部的薪資差異。 你的文中提到：「Thomas Piketty說，勞工沒有議價權，高階主管可以為自己和最接近他的主管加薪，所以勞工薪資將成被壓低來推高高階主管的收入」這在台灣相當普遍，有些上市公司更誇張。我的建議是，督促政府提高人力薪資調查報告的水準，並揭發血汗公司。上市公司年報必需揭露資訊：例如高薪者薪獎佔總薪獎及公司利潤的比例、主管與基層平均年薪及其差異倍數，將上開資訊公佈於政府網站。照顧基層表現良好的企業，政府比照辦金馬獎的規格表揚，並在知名公共場所常態展示，讓老板們見賢思齊。表現不佳的，公開揭露給壓力。這需要政府改變思維，找約僱人員來做，也有助於年輕人就業。請參拙文：勞工低薪化 原因與破解之道（下）http://www.thinkingtaiwan.com/public/articles/view/435
7.適當提高遺產稅，重建扭轉世代分配不公的最後防線。如何突破呢？
8.組織社會運動團體。我認為，要得到具體改變，應該不是你以前提到的，應徵幾個擅寫科普的人就能成事。這需要招聚大批來自各行各業不同領域的人，組成志同道合的團體（像消基會、反核團體），常態透過接受通報、檢舉，然後將檢舉申訴結果昭告天下，持之以恆，促成社會運動，讓民眾願意加入通報不法。這是一個不小的社會工程。問題是，我知道很多有能力的「老人」，不敢拋頭露面（恐怕我也是）。希望經過這次學運事件，那些人會勇敢一點。
我最近在台大法律教授李茂生（出服貿犯罪期中考題的那位）的FB看到一個100人的街頭調查，支持連勝文的還是佔明顯多數，這是台北人的高度？前一陣，味全因假油案新聞沸沸揚揚，但是味全的營收竟然沒掉，YOY還成長。社會改變談何容易，難怪這麼多人必須妥協。抱歉，佔用您很多時間，走筆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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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明輝 http://mhperng.blogspot.tw/2014/04/1.html#more
為什麼只有時薪不漲（1）
政府動不動就恐嚇我們：「不聽我話經濟會垮掉！」要不然就是拐騙我們：「聽我的話GDP才會成長」。但是，我們這些受薪階級（所謂的 90%）要關心卻是另外兩個重點：時薪會不會漲，要付出什麼代價？然後想一想值不值得？如果GDP成長而時薪卻倒退，憑什麼要我們一再做出各種犧牲？
但是，過去十六年來我們的GDP有持續的成長，實質月薪卻倒退，除以工時後的時薪倒退得更厲害；政府和老闆開心，我們卻開心不起來。為了讓GDP持續成長，十六年來我們傷肝、傷腎、傷肺、傷心、傷神地付出與勞動，為何換來的卻是資方財富的持續增長，以及我們實質月薪的倒退，和底層社會的崩蹋？
國內的「財經專家」一再告訴我們：當富人富起來之後，底層社會一定會「利益均霑」；事實卻跟他們的保證違背。既然他們的保證無效，我們只好自力救濟去國外的學術文獻和國內的具體事實裡找合理的解釋，並且在思考架構上跨出主流經濟學的囿限，認真吸收非主流經濟學的思想與觀點（雖然他們觀點異於主流經濟學教科書的論述，但是實證經驗卻越來偏向支持他們的論點）。
一年多的時間下來，我找到兩個重要的線索：
(1）政府制度偏袒資方，讓資方吃掉應該給勞方的錢，這是時薪不漲的主要理由，（2）教育水準持續上升，但是產業技術卻沒有升級，導致產品附加價值不但沒有提升，反而在新興國家的競爭下倒退，這是時薪不漲的另一個重要理由。
前者牽涉到分配的公平性，後者牽涉到政府制度與官商勾結；前者很容易解釋清楚，後者牽涉到比較複雜的問題。所以本文的 Part 1 先說明前者，下一篇的 Part 2 再來談後者。
一A、分配不公平的證據
實質GDP成長而時薪不漲，表示資方沒有把經濟成長的果實公平地分配勞方──資方不僅吃掉GDP成長的全部果實，甚至還把過去認為該分給勞方的一部分給吃掉了，因此整個天平嚴重地向資方傾斜。
首先要問的是：薪資有調漲的空間嗎？事實是：有！根據 Deloitte 會技師事務所與美國競爭力委員會的《2013全球製造業競爭力指標》報告第4頁圖一的數據，台灣的人均產值比韓國多出17%，但是每小時工資卻只有韓國的52%，因此調漲空間絕對非常大。
從〈一個汽車廠，兩種文化與薪資，Why？〉這篇文章，你應該可以看出來：資方敢吃掉勞方，是因為資方壟斷議價權，而政府不但沒有站在中間立場去維護勞資對等談判的公正性，還反而在制度與法規設計上一再出賣勞方。
事實上，法國著名的經濟學家 Thomas Piketty（Paul Krugman 曾經讚譽他的代表作《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將成為「本年度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甚或將是這個10年最重要的一本」）在富比士雜誌上為文〈用富人稅拯救資本主義〉指出貧富差距擴大的兩大重要原因：（1）勞工沒有議價權而高階主管可以為自己和最接近他的主管加薪，所以勞工薪資將成被壓低來推高高階主管的收入；（2）政府制度偏袒富人，使得資本所有者積累回報的速度快於經濟增速，不斷擴大資本家的利益份額，犧牲中低收入階層的利益。
此外，Paul Krugman 在〈公平與效率可以兩全〉一文中也指出：美、英國家庭可支配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遠甚於西歐和北歐國家，而且「這種差異主要是政府政策造成的結果」。
因此，如果我們不從政治上要求政府盡責維護勞資議價過程的公平性與所得分配的公平性，我們將會被迫以「傷肝、傷腎、傷肺、傷心、傷神」的方式追求資方財富的正成長，以及我們時薪的負成長。
一B、貧富不均是傷害經濟成長之惡
加大柏克萊分校的經濟學教授 Emmanuel Saez 用美國國家稅務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IRS）的資料畫出了左邊這一張圖，告訴我們一個很簡單的事實：美國在戰後的 50 與 60 年代經濟過強勁的經濟成長，成漲的果實利益均霑，因此貧富差距並未擴大。70年代到80年代初經濟成長遲緩，但是貧富差距也沒有擴大。80年代雷根開始雷厲風行地推動巫毒經濟學，使得80年代後半葉開始經濟成長的果實完全被 top 10%的人吃光了，其他 90%的人所得甚至稍微下降；不僅如此，2000年之後不管是 top 10% 或其他 90% 的人幾乎都面臨十數年的所得停止成長。
對這現象最簡單的解釋就是：90%的人所得長期無法成長，所以他們支出無法擴大，總體經濟的需求當然會失去成長動能。
此外，Paul Krugman 在〈公平與效率可以兩全〉一文中引述 IMF 的兩項最新研究，第一項研究調查發現：收入不平等程度相對較低的國家實現了經濟持續增長，而不是偶爾「暴漲」。第二項研究發現「就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而言，再分配似乎是良性的」。
因此，用富人稅把富人不應得（劫貧濟富）的收入回收，通過財富重分配來救經濟，既合乎經濟學的原理，也合乎民主政治與倫理學的公平性原則。
不管是從經濟學、政治學或倫理學的角度看，目前盛行於英美與台灣的制度都明明是不公不義，但是美國和台灣卻有許多「財經專家」用「市場自我調節機制」來捍衛它。因此，要拆穿這個謊言和不公不義的體制，我們必須先了解「市場自我調節機制」背後的基本假設到底離現實世界有多遠（尤其是離台灣的現實世界有多遠），以及這些經濟學理論是如何地被別有居心的「財經專家」扭曲與誤用。
一C、市場教與巫毒經濟學的興起
在 1970年代以後因為停滯性通貨膨脹的出現導致經濟學家對傳統凱因斯學派的理論失去信心，總體經濟學的主導地位逐漸被芝加哥學派的 Milton Friedman 等人倡導的貨幣學派佔領，反對政府以財政手段干預市場機制。不過 Milton Friedman 還算有良心，他首倡「負所得稅制」，希望以此補貼收入不足的人。後來芝加哥學派催生了以「理性預期」為核心假說的新古典主義（New Classical Economics，2008年之前在經濟學界最具有影響力的主流經濟學派），主張市場具有自我調節的功能，會根據理性預期追求資源的最有效運用，而政府的任何干預或者會被市場機制自動抵銷而無成效，或者只會傷害經濟的成長。在這個主流經學的撐持下，一群支持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專家提出了「去除政府管制，國營事業私有化，貿易自由化」的華盛頓共識；不過他們還有一點點良心，至少還主張政府支出要優先用於扶助貧困（pro-poor）。
很不幸地，這些理論被進一步被扭曲成「只要富人先富起來，窮人就會自動跟著受惠」的主張（俗稱「向下滴流」或「供給面經濟學」，Paul Krugman 稱之為「巫毒經濟學」）。在這個主張下，財富重分配的機制被取消掉，使得經濟成長的果實盡歸 top 10%的人，而其他90%的人所得無法成長，導致消費無法擴張，經濟失去成長動能。被教宗指斥「你們不可以殺人」的，就是這一派的經濟主張。他們跟主流經濟學教科書的理論有一段距離，但總是以偏概全地引用（誤用、濫用、扭曲）主流經濟學教科書的理論來捍衛自己的主張。
於是，雷根和柴契爾就以上述理論（混雜著邪說）為理由，開始打壓工會，將國營事業私有化（等於間接取消政府對弱勢階層的生活補貼），推動國際貿易（使頂層受惠而使底層失業率上升，工資下降），同時對富人減稅（弱化財富重分配的機制，侵蝕國家稅基而導致國債上升）。因為這一系列的政治作為都對富人有利而對底層不利，因此歐美貧富差距急遽上升，財富盡歸頂層 10%，90%的人支出減少而使經濟成長失去動能，失業率也跟著上升而導致工資下降。
而國內所謂的「財經專家」更是故意或無知地不去搞清楚「巫毒經濟學」與貨幣學派、新古典主義經濟學間微妙的差異，在各種評論中大力鼓吹「巫毒經濟學」的主張，變成國內裙帶經濟體制與官商勾結機制的最有力打手。
2008年的金融風暴證明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理性預期」的假說至少在金融市場是不成立，而市場自我調節機制在金融市場也有失敗的機會。而 Joseph Stiglitz 等新凱因斯主義也提出許多政府介入市場的理由與時機，其中財富重分配更被視為激勵當前經濟成長的必要手段之一。新的證據也開始顯示：財富重分配有助於經濟成長。
但是，台灣過去三十年來媒體上只傳播巫毒經濟學的思想，連學校都鮮少在傳播新凱因斯主義的發展和最新的經濟學實證研究，並且繼續推動比雷根和柴契爾更惡毒的巫毒經濟，厲行富人減稅和各種劫貧濟富的措施，導致所得分配嚴重惡化，國內消費持續低迷不振。
因此，如果我們要追求公平正義的社會，不只要有能力識破巫毒經濟學的謬誤，還要積極吸收近年來經濟學界新的證據與思想的轉變，跳出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框架，以非主流經濟學（譬如 Joseph Stiglitz、Paul Krugman、Robert Leitch 和 Amartya Kumar Sen 等人）的思想來豐富我們對台灣經濟問題的理解，並且認識台灣經濟特質跟完全競爭市場間的差距、成因與對策。
一D、台灣有加稅與財富重分配的空間
左邊的表格是美國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的統計，你可以看到台灣的稅負只有韓國的 1/3。稅負低，主要是對高科技產業和富人減稅。
新加坡和香港規模小，只不過是個 city state，因此政府預算低於韓國，這合理。台灣的國家與政府規模遠大於香港和新加坡，稅負卻只有他們的一半，並不合理。台灣的稅負低並非因為政府有效率，而是因為政府賴皮沒有負起該負的責任。因此，政府支出也只有韓國的一半左右。
就算美國是靠赤字預算在撐持，她的稅負也高達 24%，約是台灣的三倍。可見得台灣大有加稅與財富重分配的空間。
反對加稅的人說：如果政府加稅，富人會跑光。好！那他們會跑去哪裡？跑到稅收最低的地方！你看上表，哪一個國家稅收最低？台灣！你有沒有聽到全球百大首富在申請台灣國籍？沒有！
又有人說：如果政府加稅，企業會跑光。好！那他們會跑去哪裡？跑到稅收最低的地方！你看上表，哪一個國家稅收最低？台灣！你有沒有聽到全球百大企業在申請台灣國籍？沒有！
所以呢？台灣有一群甘為服人走狗的閣員、官僚和「財經學者」，整天用違背事實的謊言在欺騙我們，以便為富人的剝削體制合理化。你還相信那些主張「不懂經濟學的人不要講話」的人嗎？你還相信那些「彭明輝分析經濟的文章就不用讀了」的人嗎？
〔記者林詩萍／台北報導〕馬政府不斷辯稱，與中國經貿密切往來能使台灣避免被邊緣化，但從近十年製造業「台灣接單、海外生產」的比重飛速增加，去年海外生產比率更再度創新高。台商持續幫助中國創造就業機會，但政府卻無力解決國內失業、薪資倒退十五年等現實問題；而三角貿易創造的ＧＤＰ成長，更凸顯財富分配不均的問題，「肥了企業，苦了勞工」，才是政府更應該思考解決的問題。
馬政府與中國簽ECFA 台商並未回流
回顧二○○○年至今，我國外銷訂單的海外生產比率，二○○○年僅十三％、二○○四年突破三十％，接著一路走高，至二○○六年突破四十％、二○一○年突破五十％、二○一三年更超過五十一％；總計十五年來，製造業的海外生產比率已增加將近四倍，等於有逾半的訂單無法為台灣提供就業機會，對勞工薪資也毫無貢獻。但馬政府卻仍認為，與中國深化經貿交流、簽署ＥＣＦＡ有助台商回台投資，事實上兩者根本毫無關聯。
此外，海基會資料也說明，台商投資中國累積金額已逾一三三六億美元，根據官方統計，共有超過九萬家台商在中國，台商在中國聘用的員工至少超過二五○○萬人；也就是說，台商對中國的經濟發展「貢獻很大」，遠超過歐、美、日等國家。(金管會發布2013年我國上市櫃公司赴中國投資狀況，其中，台商投資收益實際匯回金額，去年度為新台幣一六六○億元，僅占累積原始投資金額一兆七一四二億元的九．六八％。,上市佔全體=1.7兆/(0.1336兆*30)=42.5%)
台灣智庫榮譽董事長陳博志表示，馬政府一直告訴人民，台灣和韓國之間的競爭差異是自由貿易協定（ＦＴＡ），但事實上，韓國在一九九二年的出口還比台灣少；不過，二○一○年、短短不到二十年內，韓國的出口已是台灣的一．八倍，韓國與美國的ＦＴＡ卻是二○一○年才生效。ＦＴＡ根本不是國家競爭力的主因，國家要發展的生產要素包括生產品質、人才培育、創新創意，才是發展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