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寶春不能唸EMBA：誰在叫大象去爬樹？

吳寶春不能唸EMBA：誰在叫大象去爬樹？
「吳寶春為了申請EMBA，北起政大、南到中山大學，全台灣繞一圈，卻找不到大學受理申請，因為學歷不符，所幸新加坡大學不但破例接受，還專程請考官飛來台灣面試。」—-新聞：吳寶春申請台灣EMBA被拒　新加坡大學特聘考官來台面試
 針對這事件，許多人對吳寶春有三大批評： 一、學歷迷思二、國中畢業直接唸EMBA，不按部就班，不腳踏實地三、沒資格破格 以下針對這三個批評，有些想法。 第一個，是學歷迷思。 不少認同吳寶春的人認為，吳寶春已經是個「企業家」了，何必還要那張紙呢？首先必須理解的是，EMBA真正的用途不是那張紙。如果有認識的人在EMBA，大概就會知道EMBA三大功用分別是「系統化整合經驗」、「指導者」、「同學」。吳寶春的說法：「我沒有陷入學歷迷思！」吳寶春20日強調，雖然擁有麵包專業，但專業仍須與知識結合，若不會管理，就無法更上層樓。出處：我沒有陷入學歷迷思！　吳寶春盼學管理彌補不足

批評吳寶春是「學歷迷思」的人，或許忘記了，在這張紙背後，重點可以是「分數」，也可以是「經驗」，臺灣人尤其明白，一樣的一張紙，意義大不同。有人可以高分畢業，卻沒學到東西，但也有人收獲滿滿，卻成績不是那麼好看，學歷只是那一張紙，有兩種重要性：一是優秀的訊號，二是貨真價實的經驗，這剛好是教育理論裡面的兩大流派：Signaling theory跟Human capital theory的差別。前者認為，「升學」這件事的意思是一種「成功」的訊號，好比很多阿嬤一聽到隔壁小孩是「哈佛」畢業的，一定是個很厲害的小孩，先不論那個「哈佛」畢業生學了什麼，名校的光環就足夠他得到大家的信任。然而，後者的理論認為，「升學」的意義是讓學習者在過程當中，可以累積實用的知識，是這些「知識」給予他成功的機會，而非是「學歷」給他成功的機會。（舉例來說，在Mankiw的經濟學原理裡提到，美國人只要能多升學一年，或因為知識的提升而升入增加10%）
而吳寶春是個「創業者」，而非是個「受僱者」，實在是沒什麼為了必要因為「好看」而去追求那張紙。
舉例來說，假如我今天在畢業的前一天輟學，我沒有那張紙，卻累積了足夠的知識，輟學的我去外面找工作，大概會被修理得很慘，公司在刷審查資料的時候，軟體就會先從學歷開始刷，而我沒有「學歷」，所以先不論能力如何，我一定會被刷掉。但如果我原本就像吳寶春一樣有自己的事業要做，根本沒有這個要因為「學歷」給人看臉色的機會。這樣推論，吳寶春實在是沒什麼追求「學歷」的動機。對他而言，把申請EMBA視為一種人力資本的提升管道，是否比較合情合理一點？
第二個，不按部就班。 剛剛有提到EMBA三大重要性：「系統化整合經驗」、「指導者」、「同學」。實戰派出身的杜拉克曾說過，除非是「為了執行」，不然管理學只是空談，而這也是很多管理背景的學生心知肚明的事，所以商學院的學生多半提早尋找實習機會。EMBA本來設立的目的，就是讓富有工作經驗的人，得以在這裡整合過去的經驗，得到指導者先進的理論，跟同學的交流，讓功力再度提升。（以遊戲的術語來講，就是這裡是讓你二轉的地方，二轉的方法有很多種，也不一定要在EMBA，但這是一個常見的選擇。） 
有人提到，應該先把高中的基礎知識學好，再談升學吧。—完全搞錯了方向。EMBA目的就是讓商業相關的工作者「二轉」，如果吳寶春的等級早已到達99，遠超過二轉的門檻，為什麼還要回新手區打死二十隻波利？只是因為他沒有完成「新手任務」？這是什麼詭異而變態的遊戲？如果線上遊戲這樣設計，很多人乾脆換一款遊戲玩吧！
按部就班的意思就是，因為每個人都有在第一張地圖打死20隻波利，第二張地圖打死15隻毛蟲，第三張、第四張….直到第五十張，得按圖索驥練到九十九等，才能轉職？但是真實的人生中，地圖有很多張，因為某個自己辛苦練到99的人，只因為他的第一張地圖不是打波利，而是作麵包，他就要被認為是「不按部就班」嗎？
原因很簡單，只是因為他不是依照「主流」練功方法嘛。來想一下，臺灣不是「主流」練法練功功起家的有誰？王永慶、郭台銘…美國呢？Jobs跟Bill Gates…有人敢說他們不是「高等」玩家嗎？
第三個：沒資格 必須先跟大家說，大家有點誤解「不公平」這件事了。以前的「科舉」是個很「公平」的玩意，那是屬於「工業化」之前的產物，在工業化之前，中國社會階層分成了兩套體系，一邊是「天子」皇家，另一邊則是「士農工商」（請參考徐中約的中國近代史），而「士」是介於天子與「士農工商」之間的「特別階級」，可以擁有「權力」，而科舉是讓「農工商」有機會「社會流動」，得以進到中央的權力階級當中。 而這套方法後來被很多國家師法，成為了建立文官體制的好方法。 而臺灣的現在這套，則是另一回事。在「教室系統」中有提到，現代教育是以「國家」在資本主義競爭結構的「競爭力」為出發點的，社會的階級在臺灣也不再是「士農工商」，而是「資本家」、「中產階級」等，所以我們很強調「競爭力」，國家設計了一套「練功地圖」來讓大家升等，而各個教育機構依照這樣的邏輯，便設立了很多的章程來去管理這樣的系統。 這樣的系統是怎麼來的？為了什麼而存在的？在制度僵化之前，他的目的是什麼？唯有瞭解這個，才能明白這個東西。講個歷史人物的故事。 當初「嚴復」（寫出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的那位）在去英國學習「海軍」的時候，不愛上海軍的主修，常常去旁聽社會科學，好比經濟學、哲學、歷史等，他便發現了一件可怕的事情，而回中國之後的寫作，也多半在回應這個問題。
他發現了「西方」在當時能夠快速進步，而在許多方面快速超越中國的原因，這個原因直到今日，都讓西方人感到驕傲的。這原因是什麼呢？就就是這個「精神」：「在我們的「文明」之國內，可以激發每一個人的個人潛力，而國家也能夠把個人的潛力，轉化成國家進步的動力。」而這也是不少西方朋友直到今天也常拿來說嘴的東西，而我們難以回應的話題：「為什麼林書豪不是在臺灣發跡？」、「為什麼同樣的人才到了我的國家就比在你們當地混得好」（當然不完全因為如此，這背後有很多複雜的原因。）
而嚴復回國之後，便於「天演論」一書中提到「物競天擇，弱肉強食」這樣「適者生存」的論述，震驚知識份子—-適者生存在中華文化圈廣為流傳的意義，並不在於現在大家以為的「這社會很合理的就是有權有勢的人說話最大聲」，而是讓人去思考「國家體制是否不夠進步」的意思，因為不夠進步的國家，嚴復在這本加了很多個人意見的翻譯作品裡，指出了他的看法：「無論中國是否曾有多大的榮光，若不能夠去激發國人之潛力，國家之進步，就會被淘汰，這是自然的法則。」
被影響的知識份子，好比後來的改革大將「梁啟超」曾寫道：「蓋生存競爭，天下萬物之公理也。既競爭則優者必勝，劣者必敗，此又有生以來不可避免之公例也。」
於是，這些知識份子在中國，開始推動器物、制度以及文化面的改革，來因應李鴻章說過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目的是為了「進步」。進步是為了國家的生存。 後來的故事大家都知了，好比廢科舉，立現代教育制度，以回應「國家進步」所需要的「競爭力」。這樣的教育制度，後來隨著民國政府來台，成為臺灣近代教育的基本樣子，之後一一疊上去的教育改革，早期以政治目的為出發（如國語教育），後期以加強臺灣經濟發展（如開始補助科學研究等等）為出發，但立意都沒有太大差別。 好了，以上的歷史可以全都忘掉，只要記得一件事：現代的教育的目的是為了「進步」，進步的方法就是「激發每個人的潛力，發光發熱，國家再透過這些光與熱不斷進步」。這也是當初的知識份子，拚了命廢「科舉」立「現代教育」的目的，用來回應快速改變的世界。 
那麼，臺灣現在的「現代教育」，是否有記得這樣的初衷？這樣的目的？吳寶春這樣的事件，臺灣的教育體系，回應了快速改變的世界沒有？吳寶春在這樣的大前提之下，有沒有『資格』接受「現代教育」的一部份「EMBA」？
結論很簡單，國家要進步，就要達到「激發每個人潛力」的任務：讓大象去走牠的路，猴子去爬牠的樹，魚去游牠的泳，而不是為了「資格」，讓大象跟魚都去爬樹。當然，這是個夢想，所有國家教育制度的終極夢想，現實總是很多困難，在現實面前，這個偉大的教育之夢總需要妥協—
 但我們是否是在「正確」的方向上妥協著？現在，是誰在叫大象去爬樹？文：Pa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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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閱讀:
外包的悲劇：當我們把除了分數跟升學的事情都外包了出去教育是沒有牆的，教室才有。
為什麼我們這麼重視「分數」跟「學歷」甚至是「履歷」？為什麼有時候這些會淪為「垃圾指標」？

【Wondero】如何讓「讀書」不再是一件苦差事

【Wondero】如何讓「讀書」不再是一件苦差事，而是能成為生活中的樂趣？從選書、讀書、筆記講起…
文/Paul
 有些人熱愛閱讀，想博覽群書，但往往讀了一些就放棄了，最後只能感到可惜，這篇文章就是寫給那些熱愛閱讀，又想學習讀書方法讓自己不會後悔在知識的追求慢了腳步的人的。
今日為何還要讀書？
「書是什麼？」是一個難回答的問題，在還沒有電子化的世界裡，我們可以透過出版流程、剪裁、寫作的週期（日報是一天，週刊是一週，書的話則不一定）來去猜想一堆紙訂在一起是不是「書」，也能跟工作手冊、報告自然而然的區隔開來。但在網路與軟體把能提供我們閱讀體驗的東西都搬到了電子裝置上，到底什麼是「書」？這已經變成了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今天恐怕無力解決。
先前分享過「如何一小時閱讀四十篇網路文章」，約一年前，在大量閱讀網路上的內容一陣子之後，我回頭開始看起書來。為什麼？因為傳統觀念裡的「書」，仍提供了網路文章比較難有的優勢：脈絡。網路文章的好處就是破碎化，比如我這篇文章，我不可能先把「書」是什麼交代的清清楚楚，也很難完整的講完寫作東西，一篇文章能漂亮的處理一個題目就了不起了。書的優勢就是能夠有脈絡的把一系列相關的概念講的清清楚楚。而正是網路上比較難找到、網路原生的作者比較少在意的一件事情。
比如我最近就一口氣讀了IDEO的CEO，Tim Brown的「設計思考改造世界」、Donald Norman的「好設計不簡單（Living with complexity)」。我可以在設計相關的網站上看到跟設計思考有關的文章（比如ㄇㄞˋ點子），也可以在TED上面看到相關的演講，但是對於一個入門者來說，我並不知道如何循序漸近、一層一層的去學習「設計思考」這個概念。書提供了我脈絡，一次看多本書，我可以從不同的脈絡去挖掘一個完整的概念。（網路上的內容裡，擁有最完整的脈絡的，我看過是連載小說、少部網站的系列文章跟簡稱為MOOC開放課程）
我們倒不是一味的要求破碎化、零零散散的資訊。一樣是網路，為了不同的目的，會有不同的需求，我最近在幫現在工作的綠色企業寫一篇「達富爾與氣候變遷」相關的文章，我是在紀登斯的「氣候變遷政治學」找到這題目的線索的，但是網路上的相關內容有限，許多都是從西方外電的角度切入，而且報導的內容都零零碎碎，許多資料也前後矛盾，反倒是聯合國的報告給我一個全面的角度去想這個題目。就算是網路閱讀，也需要脈絡，但在我們重視這件事之前，這個需求仍由書（或是直接轉成軟體變成電子書）來滿足。
既然書在仍然是這麼重要，但之前又有文化部統計國人一年平均只閱讀兩本書。儘管我對於該統計的方法論與精確性存疑，但假設這個數字為真的話，那代表是什麼意義？我觀察我身邊的人，大致分成三種人：本來就愛看書的人，能夠看花比較太多力氣的網路文章或簡單書本的人，以及不看書的人。不看書的人在找到動機之前恐怕不會看書，然而有些人是熱愛閱讀，卻尋不得門路，無法長期的大量閱讀。
  我自己…？
很多人知道我讀書多，也愛想，也樂愛寫，但其實到三年前，我都苦於自己坐不住、氣不長，常常一些書翻了翻就讀不下去，落得與封面相看兩不厭，有書而讀不下的苦對我是常態，相信也是許多朋友常遇見的事。我也是直到三年前摸索到方法，才能開始閱讀這一樂去的大門。
我們可以如何打開閱讀的大門？
 我把這三年來的摸索，簡化為三個概念，應該都夠簡單傳達我的想法：選書、讀書、筆記。
1.選書
讀書不難，選書難。我們買書多半是臨時起意的消費，有賴於書店的陳列、擺設與氣氛，有賴網路上的推薦。大部份的人都注重其他消費的品味：衣服、車、房子。但是選書本身極需要品味，因為開玩笑來說，一個人是由兩種東西組成的：他吃什麼決定他的身體如何、他讀什麼決定他的心靈如何。
 —-有策略的選書
有策略的選書有賴於「推薦者」與「經典」。
推薦者可能是老師、你喜歡看的網站（我知道Wondero某方面扮演這個角色，所以推薦的書都很小心翼翼）、你某個領域的朋友。
舉例來說，我先前修過一堂近代中國史的課，教授是我見過最博學的人，因著他，我買了許多歷史跟社會學的著作，我對於被稱為「社會學三大家」的韋伯、涂爾幹跟馬克思也是從那時候開始關注的，而之後又修過荀子哲學與先秦哲學，也讀了錢穆、勞思光、馮友蘭、胡適等人的著作，同時佐以薩伊德等反思西方文化、還有尼爾佛格森等偏西方中心論的著作，一本接著一本，以前對於臺灣等東亞國家的某些現象，我可能會說：「儒家禍國！」但今天我卻會去反問：我指涉的是什麼問題？我提出的問題的原因又是指涉哪個概念？透過之前系列的閱讀這些經典，去「熬煮」這些疑問，我對於東西方文化的異同，總算有了自己的脈絡與觀點。
另一個例子，則是一個經濟學上造詣頗豐的朋友，覺得我寫經濟學相關的文章上的洞見不夠深入，於是推薦我讀了張五常的「經濟解釋」，因為經濟學上我算半個本科生（雙主修但不打算修完），四卷讀起來不吃力，讀完之後也開始懂得去找些好的論文來看，也回來去看了Fisher、凱因斯、熊彼得當年的作品。
這些無非是「某個推薦者」然後我才懂得循線一步步去「追」，所以無論是網路課程、好朋友等，都是能幫助策略選書的好幫助。
 —-臨時選書
無論是買書還是到圖書館，很多時候想挑一本書，是當下才有念頭的，這時候要避免的是「雷書」，就是買到地雷。去年扣掉學業與工作需要的書本、雜誌跟手冊，大約買了一百二三十餘本的書，雷書約十本，這十本多半是偏屬輕薄、內容太過膚淺，又或是某個人寫別人的事情的書，也就是Outsider去寫Insider的書，時常簡單一看就會發現是胡說。但當下不知道那根筋不對，竟然買回家了。之後選書時，都會問自己：如果一定要少帶一本回家，要放掉哪一本？一定要帶一本回家，要選哪一本？
 2.讀書
 對我來說，讀書曾是一件苦差事，其原因，今天的我們誘惑多，同時想做很多事，但讀書需要專心，我們卻常看一看就疲乏了，我們閱讀的習慣的確越來越破碎化，儘管我們仍然需要完整的脈絡。
我個人以前常不爭氣，很多想讀的書，卻讀不下去，總覺得氣餒，身邊有些朋友看書快、想得快、又坐得住，這些特質我本來都沒有，我對網路習慣的早，已經很習慣訊息肢離破碎的閱讀。
書要看得多，我的小建議是一次要看多本，但要先擬一下計劃，比如某個主題（比如我這三個月就是要涉獵社會學跟設計思考）。
讀書的時候像玩遊戲，一本一天看一到兩章，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跟負擔，看到閱讀的邊際用值為負（你再多看一頁會想吐），就換一本，切換脈絡、觀點跟主題會帶來新鮮感，閱讀的邊際用值會再度上升，重覆。我一天晨讀、睡前讀、帶一本在通車讀，這樣可以涉獵六本書，最保守估計，大約兩個禮拜，六本書就可以看完一遍，如活勤勞一點，想要同時讀得多又深，筆記也是有機會可以順便做完的。
要提醒的是，這樣的閱讀方法不適合讀小說類跟故事類，像浸淫在想像空間的時候，還是挺適合一口氣唸到脖子僵硬（誤），如果隔太久，或一次唸太多故事類的作品，容易會有世界觀錯亂或生疏的問題。
 3.筆記
書看得多仰賴上面提的「讀書法」，但要讀得深，則依賴「筆記」了。
筆記的部份最需要勤勞了。我讀書的習慣多半是一本書略讀完一遍，抓完通篇脈絡之後，會開始回頭精讀，而且也大概知道要在哪些地方做筆記。
而筆記一開始關乎讀書的策略，這部份相當推薦「杜拉克超強學習法」這本書，這本書是少數非杜拉克本人寫作、跟杜拉克有關，而我覺得值得唸的，其中的概念，以舉例來說容易明白：
假如我想要學習「產品設計」，以一年為期，我可能可以分成四個階段去進行，比如說產品、管理、設計、行銷，每個領域花三個月，並且選讀相關領域的書十數本之後，用簡報或筆記把這些不同本書「統整」起來，分別統整四次以後，最後再對「產品設計」的領域做一次統整。
筆記的好處有三個：
容易記住、事後容易搜尋、容易應用。這部份就不花篇幅解釋了，做過筆記一次就被懂。而筆記並非抄，而是「用自己的話」說一遍，自己想過的東西才是自己，是筆記的大原則。
至於筆記的應用軟體、筆記法，在其他的內容網站裡應該容易找到，這裡也不提了。
值得一題的是：該不該把書買下來？買下來的好處便是可以在上面做自己的筆記。我時常會在閱讀某本書的時候，直接在上面做筆記，順便把自己靈光一閃的想法寫下來。借來的書也可以，只是還要再準備一套管理不同份筆記的方法，有些人覺得麻煩就是了。
最後，希望你能夠在看完這篇文章之後，分享給更多想看書但還找不到方法的人，並且馬上開始擬定計劃、嘗試，習慣的培養在初期是需要花點苦心的，培養閱讀的習慣，不斷的讓自己成長，我相信大家都會喜歡這種感覺的。
延伸閱讀：
讀書的四個目的
用三舊一新讓每天都進步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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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dero】後工業人可以有一種不同於過往的成功哲學

【Wondero】後工業人可以有一種不同於過往的成功哲學
文/Paul
之前遇到一個長輩，他覺得我是個很不成功的人。我在他的眼裡，是個極端的失敗者。
首先，我不是第一高中畢業的。
第二，我不是唸醫學、法律或工程。
第三，我唸的「科系」沒有一個證照，會讓我以後找不到工作，他說。
第四，透過以上推論，我是沒價值的人。
第五，因此，我是個失敗者。
第六，除了是個失敗者之外，還愛做錢少事多離家遠的事情。失敗中的失敗。
經營Wondero並不像很多朋友講的那麼「酷」，其實多半是令人鼻酸的時候，尤其是老一輩以賺錢為人生宗旨的長輩。像是之前不久前寫過「最重要的新聞是？」的「藍鑫」，就問過我：「你一定有碰到阻力的時候吧？是什麼讓你堅持下去啊？」
阻力嘛，剛剛提到的算是很經典的例子。
那如何堅持下去的話呢，是因為家裡背景的特殊性（小時候家裡破產，天文數字都看過了，對於人生這件事有些不一樣的想法），所以我慢慢發展的是一套不一樣，但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有著類似的「成功哲學」。
我想，沒有人規定每個人的成功哲學，也就是如何完成「馬斯洛」的需求金字塔，從生存、安全到自我實現。沒有人能規定每個人的成功哲學得長的一樣，那怎麼可以硬性規定，每一代人之間的成功哲學得一樣呢？
上一代人，叫「高速工業人」，50年來GDP成長5％，臺灣人一開始還未薪資凍漲，大量的錢跟沸騰的股市跟房市讓許多的長輩眼裡塞滿了是「錢」，用錢衡量了文化、價值、意義。再配上資本主義精神的貫徹，一拍即合，人的活動只為了利潤而利潤，許多人的夢想也是消費主義跟媒體操作的產物。
這是上一代人的成功哲學，賺錢，在可能範圍內賺更多錢。
但是我們這一代人不必照著上一代的劇本演。在石器時代，最成功的人，想必是可以打獵、找水、強壯、會找食物的人吧？在那個時代背景之下，他們想必會笑我們「黃金級草莓族」的，竟然沒辦法忍受不穿衣服跟沒有屋頂，睡覺睡一睡還會遇見野獸的日子。
我們這一代跟上一代的差距也是，上一代人浸淫在巨量的賺錢的喜悅當中，但不代表我們這一代臺灣人的社會跟他們一樣，我們的問題更複雜了，但機會也更多了，我們從無止盡的「經濟發展」當中停下來，開始有時間去思考甚至付諸實行：「什麼是好發展？」「什麼是司法正義？」「什麼是環境友善？」等等不同的面向的世界。
那為什麼得像上一代一樣，活在一個「金錢極大化」的成功哲學中呢？就像艾倫狄波頓在TED裡講的：
「我們需要一種更寬容的成功哲學。」
我自己在一個因為錢而四分五裂的家裡，摸索出來，期待自己能完成的成功哲學是：
除了學討生活，也要學怎麼生活。
比起總是多拿一點，不如多給一點。
比起總是多收割一些，不如多播種一些。
比起一味極大化利潤，我更喜歡極大化價值。
我不只在有證照的事裡成功，我在那些還沒被定義的事裡失敗。
我不做我的科技綁死我去從事的工作，我還試著把我一切的所學都拿來應用在自己想做的工作。
我不只是接受一個隨時會被科技取代掉的職涯，我努力試著透過科技、創新、夥伴一起去創造自己的職涯。
不只當自己的一小張名片，我想當個完整的我。
而這樣的我喜歡著身邊的大家。
想讓身邊的大家過得更好。
喜歡跟過得更好的大家生活在一起。
所以做著讓大家更好的事。
喔，這個成功哲學的下場就是錢少事多離家遠，捨棄掉了許多賺錢的機會，但我卻覺得自己一步一腳印踏實的在自己的勇氣區中前進。 ，如果那是條自己想走的路，而且是條會讓大家更好的路，是條社會需要的路，走起來很踏實。
而且慢慢走，其實不會比較慢啊。在成功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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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勇於去想我是誰
勇氣區是什麼
五年後你人在哪裡 回覆 轉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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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dero】我們為什麼這麼愛自欺欺人？

Wondero】我們為什麼這麼愛自欺欺人？

（文學作品美麗新世界中，把T型車發行的那一年當作的新的紀年。來源）
文/Paul
開頭想分享個故事，我有個朋友，是個大學生，先前他快要被二一了，很擔心自己會被退學。於是他把自己浸泡在宗教的祈禱裡，每天晚上都出現在教會，問著身邊的朋友：「我會不會被退學？我會不會被退學？」好久好久的時間裡，他不是一直禱告，就是一直的擔心。先前我提醒過他，他必須要打開書本才不會被二一，而他則回覆我：「我相信樂觀的思考可以改變一切。」
突然，我想起之前讀過的書本：「失控的正向思考」，裡面便提到了世界現今運作的怪現象，便是相信「意志可以直接改變物理現象」、「只要樂觀就能解決問題」等，這股風潮尤其是從資本主義的大本營：美國，一路逆襲回來，這現象十足讓人好奇。而這「失控的正向思考」的風潮當中，搬出了「量子力學」、「心理學」等理由，來解釋正向思考的龐大威力，不過本書便提到一個旨意：『如果光依靠正向思考就能改變問題，為什麼在流行正向思考的這一段時間，許多人的生活水準反而更糟了？」，並且對於這道「失控思潮」細細探討，分析出許多原因，其成因可能出於大企業用來管理員工、方便裁員的手段、美國人對於抑鬱的喀爾文教派的反動等。
我想這本「失控的正向思考」，其並非說「樂觀思考」不好，我想用個例子來說明。桌上酒瓶只有一半時，若知道還有半瓶可以喝而慶幸，能夠帶來心靈的健康，而知道「只剩」一半，這人起身想去解決這個問題，明白該去準備下一瓶酒了，這樣懂得去思考問題的習慣，則帶來進步的動力。無論看酒「只剩半瓶」或「還剩半瓶」，都是生活所需要的，也需同時兼備的習慣，就像偉大的經濟學家費雪，其人讓耶魯大學成為知名大學、美國第一個備受西方矚目的經濟學家，對於利率和貨幣的本質提出許多偉大的洞見，然而他在得過肺結核後，便大力投身公共衛生，以及「心靈健康」的推廣，費雪可謂兩者兼具的代表。這本「失控的正向思考」，我想其真意在於：
很多人根本誤解了正向思考，正向思考並不等於自欺欺人。我們看到剩半瓶的酒，要慶幸自己還要半瓶，但不代表我們想像酒瓶內是滿的，酒瓶內的空氣就會轉換成真的酒，還須起身、走路、動手去裝滿新的酒才行。
回到我那位朋友，當下我正覺得他也進入「失控的正向思考」的時候，我想了一套說法，欲讓他理解事情的嚴重，我想到了在讀聖奧古斯丁的基督教哲學裡，曾領悟到一個概念：「向上帝禱告，但走路要靠雙腳。我想舉他熟悉的例子，或許能夠點醒他。
「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我向他說，這是雅各書的典故。「意志力或是信心，可以能幫助你，但這信心並不會存在你的腦中、嘴中就改變現實，他必須靠你去行動，他須要靠你去打開書本。」
所幸他悟性不算差，後來沒有被二一。他之後的故事不重要，便按下不表了。
我身邊有不少的聰明人，這些人成績不錯、常想到一些好方法去處理事情，用說的時候往往可以講出一套大道理來，可惜自己遇到事情的時候，卻鮮少能敞開心胸接受別人的意見，常固執的用自己的方法處理事情，更常會以一句「船到橋頭自然」，來一拖再拖，不願面對事情的嚴重。
經過Coursera上的呂世浩教授的課的啟發，其課提到：「越聰明的人越常自欺欺人。」這句話我仔細思考過後，得之一個心得。
一些腦筋不太清楚的人，看事情看的迷迷糊糊的，生性善良的容易被人欺，叫「爛好人」，生性不好的，想欺人，但容易被揭穿或黑吃黑，叫「笨賊」，這種人我們多半當他們「不靈光」，故不會特別指出他們的「自欺」。然而，「自欺」在腦筋靈光的人身上發作時，我們看得特別清楚，這些人往往位高權重、曾經對世事有過洞見，別人也將就信他（又或不敢言明其問題處）故這是「欺人」，合在一起便是「自欺欺人」了。（課程內是以秦之速贏速亡為例）
因為工作有新進展的關係，昨天又重啟杜拉克的「管理的實務」，重讀何為「經理人」，去反省過去一年自己之作為是否得當。在開頭，便讀到杜拉克舉了「福特」作例子，讓我找到一個很棒的「自欺欺人」的例子。亨利福特這人真有名，我寫Wondero時，常提到他，我工作時，常親眼見識到他對現代產業的影響力，我讀經濟學、社會學、管理學、政治學、近代歷史，通通都讀到他，甚至文學作品「烏托邦三部曲」之一的「美麗新世界」，便是以福特T型車上市的年代作為新紀年的元年。
大約在1900年之際，這是一個與今日特別相似的時代。很多人或許以為「Globalization」是這二十年來最新潮的字眼，但當時其實也是，福特被喻為「工業之神」的時代，自由貿易的依賴度極高（高到後來一戰結束後的奧地利，因為缺乏貿易，甚至沒有燃燃料可以取暖），金融市場連動度極高，經濟的榮景與蕭條牽一髮動全身，知名的大學者熊彼得在這個時期的開羅創業，當時的開羅頗像先前高速成長的日本，美國則享受Globalization、創業精神、高速工業化的紅利，短短二十幾年間，工業已取代農業成為美國最大的產業。西方此時是樂觀而進步的，有許多人甚至認為隨著「Globalization」，此後不會再發生大規模的戰爭，隨著科技的進步，不久將會有「人間天堂」（Paradise on earth)的誕生。
那時候的底特律有些像現在的矽谷，汽車就像今天最熱的智慧型手機，人類突然開起汽車的熱潮就像今天大家到哪都在滑手機一樣，可以親眼觀察到「一個新玩意的普及」這件事。福特用十五年的時間便創立了一個帝國，快速累積了將近十億美金的現金（一百年前的幣值…），他創立了很多的典範，比如說應用裝配線的觀念，裝備線帶來自動化，但工人並不熟悉如何操作，所以又自主提供教育訓練，他透過生產技術的革新來「Cost Down」，但他Cost Down並不是Cost Down在工人身上，他甚至大幅加薪工人一倍，並且規定八小時的工時，以一家企業之姿透過加薪改變美國經濟體質（也順便打了很多說『員工只值那麼多薪水』的其他企業家的臉），除此之外，他也發展了專業的人力資源(HR）跟授權經銷商來賣車等現在常見的經營模式。
亨利福特於當時，怎麼說都是個聰明人，無論是商業的霸道上，又或是如何對待工人上，但是杜拉克便分析道，福特底下也有人才，但他怎樣也不願意設立專業的經理人，他認為一間公司就是要全然的獨裁，其他的人不過是他的「助手」，他是腦袋，其他人不過是「手腳」。而一堆被福特打得七零八落的小車廠老闆們聚集而成的「通用汽車」，則通過充分授權各個山頭，創立良好的經理人系統，開始絕地反攻，甚至於之後擠下福特汽車的市佔第一名的地位，福特則等到由小福特繼位之後，學習通用的創新，才開始重振實力。
從把馬車廠當汽車廠起家、一路稱霸的福特，一路靠著自己的聰明才智打下江山，換作任何人，想必都看不太起當時不過是個小車廠的通用汽車的創新，我想換作是其他人，包括我，站在他的高度上、角度上、經驗上、立場上，恐怕都看不見問題，因為那些未來真的成為問題、「黑天鵝」般的小玩意，在他的角度上，那些黑天鵝看起來不過是醜小鴨，太渺小了，根本不成問題。
莫怪越是腦筋清楚的人、越是成功的組織（不只企業，就算是敵視私有企業的共產主義制度，我們也可以在各國的共產黨的歷史上找到類似的故事），越容易「自欺欺人」，因為在通往茁壯的路上，慢慢開發出創新的方法，懂得用對自己有利的角度去分析資訊，並且得到更多的資源，或產生龐大的貢獻，眼睛要看的事情變多了，哪有時間去看見新的問題呢？偏偏，問題這玩意只會每天出現，可能你解決上個問題的方案，正釀成新的危機，又或醜小鴨般的小問題，未來將會成為一隻羽翼豐滿的黑天鵝…
故「自欺欺人」，是一股多強的反作用力，一個無力解決問題的人，上天讓無助的人學會逃避，也讓一個有能力解決問題的人，上天又用昔日的光榮遮住他們的雙眼。
以投資、投機為業的金融人，你是否還記得2008美國次貸危機時，當Case-Shiller Index從100飆到150、160時，有多少人自欺，這個NINAJ-Base的泡沫，還可以繼續炒作？
在公務機關灰心喪志的人，難道真的不知道自己的位子其實能夠做比他想像多的事？
正在做社會運動的朋友，會不會其實你的組織、你的路線，其實有許多更可以改進的空間？
正在工作的你，你真的確定這個工作，真的值得你投注這段的人生嗎？
正在創業的你，你真的確定自己的產品，已經「Do the right job」了嗎？
正在就學的你，真的相信「畢業」就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嗎？那麼，你為什麼不把握還在就學的時間，做些準備呢？

我想，在每一分每一秒，我們能夠思考的地方，絕對比我們想像的還有多很多。
延伸閱讀：
當我們停止思考
內向者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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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眼裡的臺灣：社會，一個剝奪你夢想與熱情的地方，遲早把你打成跛腳馬

「人才」眼裡的臺灣：社會，一個剝奪你夢想與熱情的地方，遲早把你打成跛腳馬

「我沒日沒夜的幫老闆弄好一個案子，幫公司打下一筆重要的單，老闆為了獎勵我，所以決定幫我加薪。你知道加多少嗎？4%，一個月加薪不過一千出頭..這筆錢，小朋友一個玩具就要六百，想要多買幾個他喜歡的玩具都不夠！」年輕的工程師，語氣平靜，但我知道背負一個家庭的他，有著無比的壓力。
 
「我小時候在美國唸書，畢業了之後選擇回到臺灣工作，從一開始覺得自己可以大有作為，到頭來發現原來自己不過是一隻狗，是老闆的奴才……我在想，是不是當初應該選擇留在美國？唉，反正也回不去了。」透過網路，他的無奈穿透了冰冷的螢幕，讓我感受到他對夢想的冷感。
「你會發現，無論他在大學裡，對於環境議案、社會議題，奔走的多熱切、關心的多厲害，甚至磨練出實力，足以把不當的開發案趕走，成功保護了臺灣的環境……出了社會，他的眼神就是會變，再跟他環境、社會，他只能無奈跟你說：『我得顧老婆小孩。』」一個低調但非常厲害的環境議案專家跟我說著。
「我薪水跳的很快，三年翻了一倍。但是，我這個工作滑了一跤，老闆跟我說，我想法太多，可以當一個超級員工，但我不是一個好的軟體工程師。」一個充滿理想的工程師，無奈的說道。
「我不知道自己未來要做什麼？我能做什麼？完全想不到。」一個已經在IBM實習的朋友說道。
 「如果可以，讓我離開台灣吧！」我一個非常厲害的好朋友，拍著肩膀，對我說道，意思好像是在對我說「跟我一起走。」
 （今天的這一篇文章比較長，但如果想要更深入瞭解本議題的話，想請您仔細的看過，感謝您。除了點出問題，Wondero亦提供許多解決問題的想法，請於文末繼續看延伸閱讀。）
這一陣子，人才問題沸沸揚揚，Wondero上一篇關於人才的文章得到了一萬多人按讚、十萬人的點閱，但我們並沒有停止，繼續更深的追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許多，不，更正，「非常多」，非常多這些已經在社會上工作的人跟我說，一出社會，你就毀了。因為你不會在再把時間花在你有熱情的事情上面，你會開始把時間花在「打發歲月」上面。你不會再對未來有期待，你會改而開始計算「我離那個位子中間還卡了幾個人」。你不會再有理想，「因為人生，大概就是這樣了。」
 所以這些在社會上的朋友，很多羨慕我，因為雖然因為家境不好，我也有經濟上很大的壓力，但我每天工作八小時，是為了夢想，為了培養的才能，而不是為了錢。他們很欣賞我還「能」有夢想，還能培養自己的天份，因為出了社會，就很難再把眼睛放在夢想與熱情上了，社會啊社會，一個剝奪你夢想與熱情的地方。
 因為我腳還踩在「小時候」，另一腳正在跨向「大社會」，介於兩者之間，我對於這一分衝擊，感受十分強烈。我是一個非常典型的都市家庭，也就是充滿問題的家庭，小時候相對其他小孩來說，我「非常自由」，反正沒家人管，可以隨意去想望任何的事情，不會受到家理的斥責。小學之後，大概小學一年級吧，課本每日跟我們宣揚「有夢最美，希望相隨」的概念，傳達我們「夢想」的重要性。
 不過殘酷的轉折來了，當我升國一，面對的便「只剩」考試的壓力。（不過有的同學大概比我早了六年面對這個壓力，因為他們的爸媽在他們小一的時候，早就幫他們選定好志向了開始補習了）。考試有壓力很正常，但「只剩」考試的壓力便很不正常，重點在於，人生從此就被壓縮了，運動？那是壞學生的事。藝術？那畢業能替你找工作嗎？漫畫？那是毒品。你只該剩下考試，學生們。我對於人生「只剩」考試感到不自在，開始對整個義務教育制度感到很不自在，我後來才知道為什麼，因為我對臺灣的「社會化」感到不自在。
 國中生踏出的第一步社會化，便是人生得開始縮限、開始專注，專注於「考試」跟「補習」認份。抱歉，我討厭人生只剩考試跟補習。這是個考試就算了，還是「有標準答案的考試」。我國中的時候曾經發現一個社會科的考古題寫錯了，我上網查了維基，查大學教授的論文，跟老師說「這題目出錯了」，但老師只默默的幫我調分，並沒有跟其他的同學說明，因為這是一題重要的考古題，標準答案就是A，不在A之外的答案，儘管是正確，但仍然不能夠幫你「衝成績」，於是老師便不想誤導學生，很怕這一題下ˋ次模擬考又考出來，怕跟大家說明了正確答案，反而害大家在考試的時候寫錯。那時候我便開始納悶，為什麼一定要在「ABCD」四個選項裡頭，才算是答案？現實世界裡，有哪一件事情會把ABCD列開來讓你選？小小的我便對這個「社會化」的過程，感到懷疑。
 上了高中，我對社會化更排斥了，還好我上的是一間非常自由的學校，五月天的母校。我每天玩社團玩到晚上十一點，我對於跟社團的人一起練習感到很開心，但回到教室，對於制度化的考題感到痛苦。我寧願花二十個小時寫出一份劇本，跟夥伴排練，只為了讓台下的觀眾可以笑到肚子痛，或是感動到落淚，而不想研究那些我在國中已經練習三年的ABCD。
 高中時，我常翹課，常被罰，翹到被記了六支過。我有時候會會兩天不去學校，只是因為我想把一本叫「東西的故事」的書從頭到尾的研究透徹。當然因為這件事，讓很多乖乖上學的同學不開心，也常被老師叫去訓話，常被老師問：「你有想過要上什麼大學嗎？你想過出社會要做什麼工作？你打算…」
我心中始終疑惑，為什麼我們越接近臺灣的社會，就離小時候的「夢想」與「熱情」越遠？我還選擇繼續考試的理由，不過是因為「我相信書唸的好就會有好工作，有好工作就會有好生活，有好生活我就可以繼續追求我的夢想」。
 這個理由，也在某一個翹課的午後，被壓垮了。那一天我帶著兩本雜誌，一本叫作Time，一本叫作Newsweek，窩在家裡附近的圖書館猛K，這個考試不會考，只是我對全球經濟的現狀很有興趣。那一期的Newsweek，詳細的講解了全球金融危機的來龍去脈，我很疑惑，為什麼學校內的課本不教這個？看完那期的兩本雜誌後，我發現，在這個變動的世界，「唸好書早就不保證你的好工作，好工作早就不保證有好生活，而追求夢想，更可以跳過前面這些步驟，提前開始。」不久後，朱宅神學長到了我們學校演講，主題便是：「2010 年最迫切需要的十種工作 , 在2004年時根本不存在 。」
 在這一刻，我脫離了「無知的樂觀」，走進了「已知的悲觀」。我不再是傳統教育制度底下，追著蘿菠跑的那一匹馬了，但我卻無所適從，不追蘿菠跑，我該怎麼跑？我脫離這一條：考高中、考大學、考研究所、畢業去大公司上班（或考公務員）、升官、存錢買車、買房、存一間嬰兒房、結婚、生小孩、養小孩、等退休金、逼著小孩再跑一次這一個迴圈的既定道路了，那我該怎麼辦？尤其那時候我觀察到近年來「毛小孩」盛行，「無殼族」一堆，住在爸媽家的家裡蹲更是多，不結婚的人更多，生育率的下降，我把這些當作指標，從中猜測這一條「既定道路」一定是出了問題，一輩子跑不完，不然為什麼會出現這些社會現象。
 從此我的成績一落千丈，後來好不容易說服自己考間好大學，但成功說服的時候，已經離大學指考不到四個月了，後來勉強是考上大學了，然後呢？大一上的時候，我又陷入了一樣的迷失當中。
 好在後來發生的一些意外，帶我走出這一片迷失當中，讓我走入「已知的樂觀」，並且開始回頭去看看這中間發生的事。
而在這些天調查「人才」事件以來，佐上自己的教育歷程，我得知一個概況：「臺灣的社會化過程，以及社會，都跟這個現實世界需要的所差甚遠。」
 現實世界要的是什麼呢？我假設是先求生存、再求造福社會，以求文明之進步。不過求「繁衍」兩字，這是連細菌都懂的道理。而正確的社會化，應該是要把一個人的天份，引向這一條路上，透過激發個人的潛能或是團體的潛能，讓人類的文明可以維繫。讓有實力、有夢想的人打破社會問題之瓶頸，再讓社會去回饋這些人，不是嗎？也就是那句老話，社會化不過是教你做個「有用的人」。什麼是有用的人？能生存、造福社會，以求文明之進步。而在全球化、網路化，瞬息萬變的今天，社會的變動更是快速，問題更是惡化。
 但臺灣從教育到社會，已經不再教你做個「有用的人」了。家庭教育多半告訴你做個「有錢的人」，而家長腦中的「快速道路」便是進個大公司上班，當個總經理，或是拿著「師」字輩，變成醫生律師工程師，便會變成有錢的人。
 而學校教育，則幫助你變成「很會追蘿蔔的馬」。進一步告訴你如何變成很會晉升的人。教育裡，啟發人心的老師太少，糊口飯吃的老師太多（感謝孔子以來每一個春風化雨的老師。)，整天教你「寫考古題」、「寫模擬考」、「猜題」，現在要提升備審資料的重要性了，於是「快去做志工」、「多參加營隊」、「參加科展」等等，反正重點就是一個字，「升」，幫你升上一間好大學。就算我們改成免試升學，但大家的眼睛，仍然是在放在升學上，因為不升學，沒有辦法走上既定道路。
 （圖片來源：大紀元）
於是學校不會花太多時間教你「有用」的東西，會教你「好追胡蘿蔔」的東西。教育，本該解放一個人的心志，但臺灣的教育，卻不斷壓縮一個人的心靈，讓你的雙眼不再專注於世界，而是眼前的誘因。在以前的時代，是考試成績，未來教育改革呢？若不重回教育的本質，新的教育，也不過會變成其他可以用來幫助升學的指標，只要能拿到學歷，什麼都好，這樣的教育容易疏忽了很多重要的能力：首先，這樣的教育從來不會教你「問問題」的能力，但做個有用的人的第一步，不是應該是「問對問題」嗎？再來，這樣的教育，不會教你「動手解決」，會教你「寫對答案」。每個考題都會有個最棒的解答，寫那個就對了！但是社會裡的問題，往往是多重的問題需要多重的解決方案配合，更需要動手去做，怎麼會有用鉛筆勾選的的標準答案？
 在學校裡，越浸淫在升學之中，我們就離社會越遠，離夢想與熱情越遠，離激發天份越遠，這是嚴重的問題，更嚴重的問題在於：若我們不追求升學，你要家長跟學生們怎麼辦？大家都不知道，因為制式教育忘了教我們「問問題」與獨立思考的能力，只好像間工廠一樣，不停的把小孩往教育的下一個階段送。
接著便會有非常逗趣的事發生了：業界的醫生正在轉行，但教育的大後方仍然送了一大匹醫學生過來。工程師正在被低薪凌虐，但一堆人仍深信工程師最棒，送了一堆學生來當工程師。一旦教育的大後方，發現怎麼送都不對，於是啟動備用方案，把大匹人才的雛鳥，有錢的送出國，沒錢的送去當公務員。
臺灣的家庭、學校、社會，把學生一步步，逼成只懂得追胡蘿菠的馬，其他不追胡蘿蔔的馬，那些想要自在奔馳的馬，反而不符合「社會」的要求。於是當我們要騎馬上場打仗，不放根胡蘿蔔在前面，馬都不會跑，就算別來殺來了，馬仍然在找胡蘿蔔，而不是求生存。
出了社會，大家都需要人才，但是社會的一大半叫作「臺灣的產業界」，臺灣的產業界努力解決的問題，因為以前經濟奇跡打造的國際產業鏈的關係，解決的問題都是「歐美」的問題，所以我們畢業後進去，只能把時間花在解決「大老闆從歐美那裡接到的任務」。而另一半的社會，便是學界跟公部門。這兩邊就像是產業界的「避險基金」，產業界越扭曲、風險越高、越缺少舞台，尚未練成人才的年輕人，便會往學界跟公部門跑。
 老闆們當然找不到人才，因為公司裡的人，早就被學教教育、職場搞成了只懂得追胡蘿菠的馬，還在學校裡的時候，練習考古題的時間比培養天份的時間還多，在職場裡，鉤心鬥角的時間比努力工作的時間還多，每天想著「升升升」，升到了重要位子，卻欠缺能力，無法面對瞬息萬變的國際動態。但是總是有些沒有胡蘿菠中毒的馬吧？他們呢？在臺灣，許多這樣的人才躲去了公部門，躲去了學界，打死也不要踏出來，反正跑出來既沒保障也沒舞台。當個公務員？拜託，沒舞台，但很有保障！而傳統產業也會覺得這些年輕人眼高手低，寧願躲著也不要出來，然而這些「眼高手低的年輕人」，卻是從小就被家裡教育「就是要衝大公司，不然去當公務員」，他們被培養來，就不是去傳統產業的，是去高科技、去文創等等，不去這些地方，他們要怎麼對自己家裡交代呢？ （當然希望你可以參考我們粉絲專頁上，一名傳產前輩林先生的話：與其自認為是人才，整天抱怨懷才不遇，何不先來傳統產業試試，當成踏腳石也好，至少先有份收入。如果做出興趣，可以繼續深耕下去；如果沒興趣，充實自己後，伺機跳槽轉業，也無話可說。公司留不住人才，老闆自己要先檢討。但前提是：要是真正的人才，才有挽留的價值！
 不過，總是有些「十年一見的厲害人才」吧，他們呢？不可能都躲去了避風頭了吧？我根據這陣子瘋狂的調查，這些人才除了學界與公部門外，大概有兩個去處：
一、在業界裡載浮載沉，一直做著雜事，努力的撐著，就像被鎖在某處的千里馬，月薪三萬二，正在被社會摧殘。這樣摧殘下去，少了十年的哉陪與歷練，這些千里馬遲早變跛腳。
二、自己去創業了，就像當年的科技大佬與台商一樣。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他們就算創業成功了，大概也是不會留在臺灣。三、不想創業的，又有理想的，早就不在臺灣了。因為想要發展的會去美國，想家的會去新加坡。我的部落格讀者有15%來自美國，5%來自新加坡。另外一提，很多外商公司的高階主管，都是沒有中華民國護照的臺灣人。
總結來說，在傳統教育制度裡還能存活，會思考，又會動手解決的臺灣人才，雖然有限，但還不算少，但他們不會會選擇留在臺灣這裡，如果可能的話。那我們該怎麼辦呢？我想，得先從把胡蘿蔔丟掉開始。從把ABCD丟掉開始，找回問為什麼的權利。
—-
2012.8.23. Pa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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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朋友問Wondero：「我想做些什麼，但我不知道怎麼開始，於是Wondero回頭去思考曾經遇過的「勇氣區」裡的朋友，不論是創業者、環境暢議者、社會運動人士，不論是不同社群裡大大小小的策展人，或是在那些我們看不見的各個角落，努力工作的革新者，Wondero從大家冒險的故事裡，整理了一下小建議。
  一、無所有的自己得開始做的事
 1.開工之前，先認識自己
在你沒有特別的熱情、獨衷的興趣，也感受不到「天命所召」的使命感之前，如果覺得眼前的生活讓你悶悶不樂的時候，代表你該重新認識自己了，因為你對自己還不夠瞭解，還不懂如何「衡量自己的人生」，把自己錯置不適合的環境，當然會覺得不快樂。
詳見：Dare to think who I am
 2.Calling：比熱情更深的「使命感」
我們多半以為人的最大動力是「熱情」，但我們仔細觀察發現，有一種更強大的動力，能讓人不斷前進，那多半是一種「使命感」。什麼是使命感？就是那些會害你吃飯不專心、洗澡會不斷思考、夜深人靜的時候你會聽到，不斷呼召的聲音。當然，很多人聽到的是「Money」的聲音，但為數不少的人，在單純的獲利生涯中感受不到快樂，那代表你有義務為自己找到你的「使命」了。
 3.勇敢，冷靜的
勇敢不只是一時的衝動，更是一種長期的審慎思考。如果眼前有A跟B兩個選項，A代表的是未知，可是你躍躍欲試，B代表的是熟悉，可是讓你悶悶不樂，那是時候你得去想想，每個選擇背後的代價是什麼。情況往往是，當你拿出一張紙，仔細寫下各種可能的狀況的時候，答案在你心中已經悄悄生成了。
二、跳離舒適圈吧！Think Big but Start Small
 4.先別急著從「我有一個idea」開始，你得先See the full Story
仔細回顧一樣身在勇氣區裡的諸多人物，很多人一跳進去就折回老家，有人卻在當中努力前進，路途順暢得多。差異是什麼？我們發現從一個沒有根據過「idea」開始的人，多半跌得很慘，但如果是先看看這世界發生了什麼事，去理解問題之間的因果又是如何環環相扣的人，多半可以適應勇氣區裡的冒險生活。
現在的世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你能不能夠系統性的去看清楚脈絡？你親身遭遇了什麼問題？在當中有什麼地方值得你跳下去把手弄髒？或許是個好的開始。
詳見：謠言追追追：我有一個idea
 5. 別小看自己
臺灣有水有電、三餐便宜，網路尚可，現在的年輕人比以前更有機會接觸到更多的資訊、更多的資源，但是我們仍然在用上一代缺乏這些「新資源」的方法活著。所以，當你在擬定計劃的時候，除了聽長輩的建議，更要用新一代人的角度去思考自己，你如果是學生，你只把自己當一個「普通學生」嗎？你如果是一個上班族，你真的只把自己定義成「普通的上班族」嗎？別小看你的成長空間，尤其在擬定計劃的時候。
 6. 從小事開始，養成習慣
生命最漫長的距離，往往便是「想」跟「做」之間的差距，世界上大部份的人都停留在「想想」，只有極少部份人的會去「試試」。你還會進一步發現，喜愛「嘗試」的人，會不斷的嘗試下去，習慣「想想」的人，會不斷的逗留在「想想」這一步，某個方面來說，這是個「習慣」問題。
所以，就算只是打開一個word檔，用600字打下你所看見的問題，寫下你腦中可能的解答，都是很棒的開始。當你重覆這樣的記錄超過十次，你很可能便會躍躍欲試，去做更多，並且訝異之前的你為什麼不願意只停留在「想想」的階段。
 7.你不用喜歡失敗，但別害怕失敗
「只有瘋子才會重覆做一樣的事，卻期待有不一樣的結果。」這句話很妙，指出了我們人類討厭失敗，所以常常不願意嘗試新的想法跟新的做法，但人同時又因為討厭失敗，所以總是打從心底期待著一個更好的結果。最好的方法，當然是從別人的經驗中學取教訓，最少，也得從自己的錯誤中學到些智慧。
別喜歡失敗，但我們別害怕失敗。
 8.你需要夥伴，更需要社群
每個人的時間有限，大家投資時間在不同的專長上，你會需要志同道合的夥伴，把你們的計劃實踐得更棒。而且，你也會需要一個社群，最好的方法就是check你的臉書首頁，出來的訊息，總是讓你覺得無聊，還是充滿幹勁呢？一個需要夢想當空氣的人，如果活在絕望的都市裡，恐怕會窒息。
延伸閱讀：打群架的藝術、你需要一個社群
 三、還有別忘了這些
9.你不需要重新發明輪胎
聰明的你得學會借力使力，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做事情，你不用重新發明輪胎。看看跟你走在類似的路上的人，他們做了哪些嘗試？你在做的事，有沒有免費的開放資源可以使用？千萬別把時間花在重新發明輪胎上，你值得更重要、更優先的事。
 10.擅用科技工具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部落格跟社群媒體可以放大你們的影響力，google可以快速幫你們尋找資訊，這時代有太多的科技可以提高我們的生產力，但得小心擅用，別讓科技只有「污染」跟「娛樂」這兩個意義，它們還代表了更多的事。
延伸：化不可能為可能
 11.你會需要這些簡單的管理哲學
當你開始「忙」起來了，你會發現時間管理、資訊管理、人事管理、策略管理等基本功，越來越不可或缺，不管你是無師自通，還是參考先人的智慧，只要記得，我們都是知識工作者，小小的管理失當，第一個影響的就是跟家人相處的寶貴時間。
 12.培養硬功夫
當你從「Do small」一路到「Do Big」，你慢慢的會需要越來越多的「硬功夫」，我不知道這些硬功夫是什麼，你得自己跟夥伴去尋找。這些硬功夫可能是「語言能力」，或是「行銷」，或是某個領域的「知識」，但紮實的硬功夫，才能讓你挺過勇氣區裡的越來越多的硬仗。
 13.跳脫本位主義，改用「好好思維」
我們這個社會不需要太多的「晉惠帝」，需要更多的「同理心」，很多人以為「同理心」是種無用的仁慈，其實不然，一種「為自己好也為別人好」的「好好思維」，是讓很多事情成功的推手。
延伸：為什麼「將心比心」這麼重要？
 14.反求諸己，要求自己做好這四個R
接下來可以忘掉以上的1-13點，只要記得這一點就好：
 A.Responsibility
B.Respect
C.Reciprocation
D.Rejection
（見原文：要花一生修行的4個R，我們做到了哪幾個？)
 當我們有很大的夢、有多的事想做的時候，千萬要記得，事事反求諸己，將會領導許多計劃持續前進。
 希望以上的一些觀察，能對你能夠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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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給父母的21句話

孩子給父母的21句話

看雜誌 第148期 2014年10月5日

作者: 糰媽

觀察英國與台灣在幼兒教育上的差異，我認為是整個社會對於兒童的「態度」。在英國，兒童被視為整個國家社會的資產。不論哪個國籍的兒童，在英國都被政策所保護，多數的家長會配合孩子作息從事工作，而雇主也多尊重父母必須以孩子為重的事實。對於需要較長時間工作的家庭，則是僱用保母來看顧孩子。

但不管在英國或台灣，愛孩子的父母們面對教養都會有很多的猶豫，「嚴格與苛求」、「寵愛與溺愛」都是一線之隔，到底要給孩子多少才是剛剛好的愛呢？要多嚴格才是合適的要求呢？教養從來就沒有公式，卻有許多可以避免的通則。

在接受家庭之星（Home Star）受困家庭志工訓練時，老師曾經發給學員一張「孩子給家長的21句話」，讓大家更了解大人對孩子的要求與寵愛，是否會阻礙孩子的發展。雖然我很避免提供讀者條文式的教戰手則，但這21句話能帶給我的，與其說是一種教條，不如說是一些提醒。

也將這些內容與各位家長分享。

1. 請不要寵壞我，其實我很了解自己不應該得到所有我想要的事物，我只是在試探您。

2.請不要害怕用堅定的態度對待我，我比較喜歡這樣，因為這讓我感到更安心。

3.請不要讓我養成壞習慣，在幼兒階段我必須仰賴您去偵測我的壞習慣。

4.請不要在眾人面前糾正我，若您能私下小聲地指正我，我會更加注意我的錯誤。

5.請不要讓我認為自己年紀小，這樣只會讓我的行為更嚴重地笨拙。

6.請不要讓我感到我的錯誤是種罪惡，這些會讓我感到沮喪。

7.我說我恨您的同時，請別太沮喪，其實我恨的是那個壓制我的權力。

8.請不要過度保護我，學習疼痛與教訓是成長必經的過程。

9.請別過度在意發生在我身上的小碰撞與疼痛，我是能夠面對與處理的。

10. 請不要嘮叨，如果您無法停止，我會裝作聽不見，來保護我自己。

11. 請不要輕易做出承諾，因為當承諾破滅時，我的感受非常低落。

12. 請不要忘記我無法像您想像一樣完整地表達自己的感受，因此我說出來的話並非總是對的。
13. 請不要太常測試我的誠實指數，我很容易因為害怕而說謊。
14. 請避免不一致的言行，不一致會讓我感到困惑，同時讓我失去對您的信任。
15. 當我問問題時，請不要忽視我的問題，若您總是漠視我的問題，我將會停止發問，自己尋找資訊。 16. 請不要說我的恐懼是愚笨的，若您試著了解我，就會理解這些恐懼的真實。
17. 請不要告訴我您是完美且正確的，若有一天我發現您並不完美時，我會非常的訝異。
18. 請不要認為向我道歉有損自尊，誠實的道歉會讓我感受到您的溫暖。
19. 請不要忘記我喜歡實驗的天性，我無法讓自己停止嘗試新事物，請用接受取代斥責。
20. 請不要忘記我每天都在長大，雖然每天心平氣和地對待我是很難的，但請試著做做看。
21. 請不要忘記，只有體諒與愛才能讓我成長茁壯，但這些應該不需要孩子來告訴您。對嗎？

英倫橘子專欄想傳達的是，包含我在內的多數父母總是追求得太多，但實踐得太少。我們總會落入期許孩子樣樣好的陷阱，然而如果能誠實地面對自己的不完美，或回想自己孩提時代的生活，自己如何看待當時的父母，或許您會體認到，其實孩子是個體，也跟大人一樣有自尊、情緒與夢想。

而這21句話，剛好可以作為家長教養孩子時的提醒。 生活在台灣的父母多數很辛苦，生活轉速快、工作要求高效率。而這樣的循環讓我們能認真陪伴孩子的時間大打折扣。或許我們無法一時改善社會職場的現況，但若是能意識到這樣的問題對家庭與孩子的影響，或許家長能從個人心態上開始做調整，從與孩子互動中最簡單的習慣開始改變。

問裕仁天皇一個不該問的問題

Contributing Op-Ed WriterThe Journalist and the EmperorBy NORIHIRO KATO October 20, 2014觀點問裕仁天皇一個不該問的問題加藤典洋 2014年10月20日TOKYO — Early last month, a quarter century after Emperor Hirohito’s death in 1989, Japan’s Imperial Household Agency released the official record of his life. The 61 volumes contain a great wealth of previously unavailable material and some fascinating trivia: Who knew that the imperial family has been exchanging Christmas presents since at least 1907? The Japanese media have been digging in.東京——上個月初，在距1989年裕仁天皇(Emperor Hirohito)去世已經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時候，日本宮內廳(Imperial Household Agency)發佈了的官方傳記。這部61卷的傳記包含了大量此前無法為世人獲知的珍貴史料，以及一些引人入勝的細節：誰會知道，皇室家族至少從1907年開始就在耶誕節互贈禮物了呢？日本媒體一直在從中挖掘素材。I haven’t waded through the books, but scholars are already noting that they studiously avoid addressing Hirohito’s part in Japan’s actions leading up to and during World War II.我還沒有看完這套傳記，不過，一些學者已經注意到，書中沒有談論裕仁天皇在二戰之前和戰爭期間在日本一些做法中的責任，而是刻意回避了這部分內容。A couple of weeks ago, the historian Herbert Bix wrote in an op-ed for this paper that he had received an email from “an employee at one of Japan’s largest newspapers” asking him to comment on an embargoed excerpt from the record of Hirohito’s life. “But there was a condition,” Bix explained. “I could not discuss Hirohito’s ‘role and responsibility’ in World War II.” And so Bix refused, he said. Some 70 years after the end of the war, the subject is considered taboo in Japan’s mainstream media.兩周前，歷史學者赫伯特·比克斯(Herbert Bix)在為本報撰寫的一篇觀點文章中說，他收到了“日本一家大型報紙的工作人員”的電子郵件，請他對裕仁天皇傳記正式出版前一段不可外傳的內容發表評論。“但有一個條件，”比克斯寫道，“我不能談論裕仁天皇在二戰中的‘角色與責任’。”比克斯說，自己因此拒絕了這個請求。在這場戰爭結束了近70年之後，該話題仍然被日本的主流媒體視作禁忌。Which only makes it that much more remarkable that almost four decades ago, a Japanese journalist named Koji Nakamura asked Hirohito the question no one dared to ask. On Oct. 31, 1975, a few weeks after a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Hirohito and his wife held a public press conference at the palace. Nakamura, who participated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London Times, was one of the very few reporters called upon to ask an unscripted question.因此，有一件事就更加不同尋常：近40年前，一位名叫中村康二(Koji Nakamura)的日本記者問了裕仁天皇一個無人敢提的問題。1975年10月31日，裕仁天皇和皇后在美國之行的幾周後在皇宮舉行了一次公開的新聞發佈會。作為倫敦《泰晤士報》(The London Times)的代表，中村康二是少數獲得即興提問機會的記者之一。“At the White House, your majesty referred to ‘that most unfortunate war, which I deeply deplore,"’ he began. “May we interpret this to mean that you yourself feel responsible for the war itself, including the fact that Japan waged it in the first place? In addition, may I ask you to share your thoughts about so-called war responsibility?”“天皇陛下，您在白宮說，‘我深深地為那場不幸的戰爭感到悲痛，’”他開始問道。“這是不是可以理解為您對戰爭感到負有責任，包括日本率先發動了戰爭的事實？另外，我想問陛下對所謂的戰爭責任是如何認識的？”In a sense, the question was pointless. Hirohito did not answer anything meaningful: “Since I have not delved much into literary matters, these little tricks of language are beyond me, and I am unable to answer such a question.”從某種程度上看，這個問題未能達到目的。裕仁沒有做出有實際意義的回答：“由於我對文學沒有過深入的研究，對於這樣的字眼，我並不明白，回答不了這個問題。”Yet this was a moment in postwar Japanese history without parallel. Although Hirohito lived for another 14 years, to my knowledge, he held no other press conferences; if the journalist had remained silent, the emperor would have died without once being publicly asked by a citizen of Japan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his catastrophic failures. Nakamura’s question may have gone unanswered, but he deserves a place in history simply for asking it.然而，這仍然是日本戰後歷史上一個絕無僅有的時刻。儘管裕仁天皇此後又活了14年，但據我所知，他再未舉辦過新聞發佈會；如果這名記者當時選擇了沉默，那麼在裕仁天皇有生之年，將沒有任何一名日本公民公開要求他為自己災難性的失敗承擔責任。中村康二的問題或許是沒有得到答案，不過，單是因為他提出了這個問題，他就應該在歷史上佔有一席之地。Instead, he has been all but forgotten. The one reporter to have touched on Nakamura’s challenge to Hirohito is David Tharp, the only non-Japanese participant at that 1975 press conference. In an article published the next morning in the English-language Mainichi Daily News, he said Nakamura had “swept aside” the “ultimate taboo in Japanese newspaper circles.” He described the reaction of their Japanese colleagues: “It was the one question that seemed to freeze the reporters with collective interest. Pens poised over notebooks as if for lack of knowing how to move for a brief instant.” He added, “Then there was what appeared to be a mutual relaxation because the question which everyone secretly was tensed to hear had finally been asked.”然而恰恰相反，他幾乎被徹底遺忘。只有一位元記者提到過中村康二對裕仁天皇的這次挑戰，那就是新聞發佈會上唯一的非日籍與會者大衛·撒普(David Tharp)。在第二天早上發表在英文版《每日新聞》(Mainichi Daily News)上的一篇文章中，他說中村康二“拋開了日本報界的大忌”。他描述了那些日本同行的反應：“唯有這個問題似乎讓擁有共同興趣的記者們呆住了。在短暫的瞬間，他們的筆停留在筆記本上方，似乎不知道如何移動。”他接著寫道，“然後似乎彼此都放鬆了，因為大家背地裏都害怕聽到的這個問題，終於被提出來了。”I spent the past month trying to track down information about Nakamura. I have been unable to contact David Tharp, and an email I sent to the chief of this paper’s Tokyo bureau went unanswered. I did succeed in meeting a few former colleagues and acquaintances, though, and gleaning a few facts about the first half of this unusual journalist’s life.過去一個月裏，我在努力搜尋有關中村康二的資訊。我一直未能聯繫到大衛·撒普。我給本報的東京分社社長髮了一封郵件，但未收到回復。不過，我的確成功地見到了中村康二的一些前同事和熟人，搜集到了這位元不同尋常的記者前半生的一些事實。Nakamura was born in 1918. When he was 13 he got a job as a gofer at the Mainichi newspaper offices in Kobe. In his free time, he took English classes at the YMCA’s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and the Palmore Institute. In 1942, Mainichi sent him to Manila to work at a new local newspaper. He stayed after the defeat of Japan in World War II, as an interpreter for soldiers accused of war crimes; many could not speak English.中村康二生於1918年。13歲時，他得到了在《每日新聞》位於神戶的辦公室當勤雜工的機會。在空閒時間裏，他在基督教青年會（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簡稱YMCA）的外語學校和帕爾默爾學院(Palmore Institute)修了英語課。1942年，《每日新聞》將他派往馬尼拉新辦的一家地方報社工作。日本在二戰中戰敗後，他仍留在那裏，為被控犯有戰爭罪的軍人充當翻譯，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不會說英語。He wrote about this experience after he returned to Japan in 1949. From those writings it appears that in addition to interpreting at trials, he also translated the letters that soldiers wrote “in a special prison with a gallows” immediately before they were hanged. It was his task to take dictation of their final wishes.1949年回到日本後，他寫到過這段經歷。從這些作品來看，除了在庭審時做口譯員外，他還幫忙翻譯即將接受絞刑的士兵在“一座設有絞刑架的特別監獄裏”寫的信。記錄他們的臨終遺願是他的工作。He was well aware of the brutality of the Manila massacre of February 1945, in which Japanese soldiers slaughtered some 100,000 civilians. The fundamental horror of that event, he wrote, stemmed from the fact that Japan’s militarism, pegged to a cult of the emperor as a living god, was devoid of any respect for “the value or the sanctity of human life.”他很清楚1945年2月發生在馬尼拉的大屠殺暴行。在那場大屠殺中，日軍殺害了大約10萬名平民。他寫道，這次事件根本上的恐怖之處源於一個事實：與把天皇當做活著的神來崇拜密不可分的日本軍國主義，完全缺乏對“人生命的價值或神聖性”的尊重。I’ve pieced together a timeline of the assignments Nakamura took as a special correspondent until he died of stomach cancer in 1982, at the age of 63. I’ve gathered enough of his writings to see that the question he put to Hirohito at that press conference in 1975 stemmed from his awareness, based on his own experience, of just how much wrong this other man had done. I know I can never assemble a proper record of Nakamura’s life — certainly nothing as hefty as the official life of Hirohito. And yet for me, the fact that Nakamura asked that one question is as great a contribution to history as those 61 volumes, which seem so determined, like Hirohito himself, to avoid answering it.1982年，中村康二因胃癌去世，享年63歲。我拼湊出了一份時間表，列出了他擔任特派記者期間接受的任務。我還搜集到了他足夠多的作品，可以看出他之所以在1975年的新聞發佈會上向裕仁提出那個問題，是源於他從自己的經歷中意識到裕仁做了多少惡。我明白，我永遠無法搜羅出一份像樣的中村康二的生平紀錄——當然比不上官方公佈的裕仁的一生那麼詳實。然而，對我來說，中村康二提出了那個問題，而這一事實對歷史的貢獻與官方傳記同樣重大。似乎和裕仁天皇本人一樣，那部61卷的傳記鐵了心地決意避免回答這個問題。Norihiro Kato is a literary critic and a professor emeritus of Waseda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was translated by Michael Emmerich from the Japanese.Copyright © 2013 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加藤典洋(Norihiro Kato)是一名文藝評論家，同時也是早稻田大學(Waseda University)的教授。本文由Michael Emmerich自日文翻譯為英文。
翻譯：王湛、陳亦亭本文內容版權歸紐約時報公司所有，任何單位及個人未經許可，不得擅自轉載或翻譯。

陳博志：廢墟高雄是誰的責任？

看雜誌 / 陳博志：廢墟高雄是誰的責任？
看雜誌No. 147期，2014年9月5日
 
二十多年前名作家宋澤萊先生感慨台灣對環境的破壞，寫了「廢墟台灣」這本小說，想像台灣因為污染與核災等事件而成為廢墟多年之後，人類重新回來台灣探險的情境。當年很多讀者可能和我一樣，雖然也強烈反對環境污染和破壞，卻以為宋澤萊先生的小說乃是誇大災難來警告大家。然而7月31日高雄大氣爆，使當地人民真正體驗到成為廢墟的情境，使大家都驚覺，要問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我國人民和政府在事前一向重視直接的利益，而輕忽間接和不易看到的損失及風險。即使已有種種警訊及較小的災禍發生，但事後我們不是相互推卸責任，就是含糊的混過去而未深究原因和責任，以致未能及時改善。因此我們拿來換取一時利益的潛在及未來損失，遲早有一天會連本帶利被要求兌現或償還。我們那時候再說為什麼會這樣，已經來不及了。

不只是對污染與核災的問題，對生態、產業、和兩岸等問題我們也都常只看直接利益而輕忽間接和不易看到之損失和風險。我們常只看到當前的利益而忽視未來的損失。石化業的投資馬上使經濟成長率和國內生產毛額增加，至於可能對環境及生命造成的傷害多是在未來，因此當政者、企業家，有時甚至居民都不太在乎。高雄氣爆之後，馬上有人忘掉國光石化案的其他問題，而說若早做國光投資案就可免去高雄的損失。自由經濟示範區要鼓勵中國產品到台灣簡單加工，而以台灣製的名稱較高價出口，以賺得一時之利潤，卻忽略這將破壞台灣製品之品質形象，而使未來台灣產品都不能再賣較高價格。

我們常為看得到的利益而忽視不一定會發生的風險。我們常高估贏的機會而低估甚至忘掉輸的機會，所以台灣人賭性堅強。當年申請及核准在高雄街上埋石化管的人一定不是故意要造成這次的災難，而是認為不可能發生這災難。他們或許是無知，或許是以為就像核電廠一樣有很多層的安全保障，不可能會有爆炸的危險。只要管子都埋在土中而非涵管內，只要一發現壓力降低就不再繼續送料而繼續外洩，只要早點通知消防隊讓大家疏散，只要平常有做好檢查維護，只要….，就不會有災難，所以我們就賭到大災難。三哩島和車諾比之後，專家說已經知道這些風險，所以以後不會再發生，但是福島核災還是發生或許未知的風險。福島之後，台灣的大官還是說我們的核電廠堅如磐石，我們有萬全準備，我們必要時會灌海水，而沒想到可能及未知的風險。馬政府在沒有任何具體保證下很自信地說和中國簽了服貿，中國廠商不太會來和台灣廠商搶生意，而且中國會允許外國和我們簽FTA。我們每樣政策都這樣沒風險意識，所以災難不斷。 我們只重視局部利益，而忽視整體的損失。談石化業就把相關產業的產值都算進來以誇大其重要性，而少談其環境及可能災害的成本。馬政府只看到自經區可能增加的投資生產，而不管區外廠商因被不公平競爭而倒閉、減產，以及勞工之失業。對外開放和自由化政策只談廠商和資本家得到的利益，而不管勞工、農民、和中小企業所受到損害。政府雖然也常拿經濟成長率和GDP的變化來表示整體的利益，卻忽略在這總經濟利益之下的利益分配不公平的問題，以及經濟利益之外對生活、生命、及國家安全的傷害。這種種現象可用施振榮先生所說的半盲來形容。

半盲的社會，當然一直跌跌撞撞。 事前思慮不周就算是人之常情，但社會總該由事後的檢討而日漸改善進步，只可惜我們事後的檢討也沒有做好。大災難通常發生在很多事物相互影響的複雜環境中，社會通常也有很多防範的機制，因此事後來看，多是好多個機制同時失靈才使災難發生，所以嚴格地說也許很多人都有責任。但這事實在是我國常成為未能做好檢討的原因。我們的習慣是趕快把責任推給別人，或者是找某個人或某個單位來扛所有的責任，或者用大家都有責任一句話把明確的責任混過去。所以事過境遷，很多可改善的問題都沒改善，災難也就一再發生。

事後的檢討可粗分為技術責任和政治責任兩部分。技術責任是指在相關的工程技術、操作程序、乃至行政管理制度上的缺失。這些缺失的改善乃是預防未來災害最直接而重要的工作。但我們似乎較不重視技術責任，災難發生時我們常忙於追究及互推政治及行政責任，也就是有權主管相關事務的人為何沒注意到那些技術上的問題，以致事情過後大家也忘了更該改善的技術問題。也許有人以為政治責任和行政的追究可使未來在相關職位的人更努力去注意及找出問題，但從人的惰性、前述我們事前忽視風險的態度、以及以往的經驗來看，這種政治責任之壓力恐不足以使在相關職位的人夠努力去找出和改善技術問題，因為他認為下個災難很可能不在他任內發生。所以我們應該更重視直接追究技術責任。 而不管技術或政治責任，相關的每個人或每件事的責任之大小並不相同，我們的習慣卻常用「你也有責任」一句話來推卸我有之更大責任。

為了避免互推責任甚至最後好像大家都沒責任的現象，我們在檢討責任時也應該更注意各相關人員及事件之責任大小的評估。附表是以高雄氣爆為例的一個簡單評估。其中的可能事實也許仍不確定，各項目之責任分數也是個人主觀的評分，大家都可以用更多事實或自己的意見來調整。這個附表只是要提醒大家，各項責任的具體評分也許很難確定，但其相對大小總有一定的道理，所以把多種責任擺在一起同時評比，比較不會太不客觀。如果放火的人之責任是100分，我想大家都不該認為路過而未努力救火的人之責任是200分。當初埋管線而未明白告訴大家的人之責任，絕對遠大於後來未發現路下面埋管的人。災難的各項因素的責任大小若有這樣較客觀的評估，犯錯的人較不易溜掉，災難的技術因素的改善重點與方向也會更清楚，因此未來的災難也可以減少。
附表、高雄氣爆涉及者可能責任大小之試析

涉及者	有責任之事	責任分析	責任點數
經濟部(當年)	石化廠區位不當	未善盡規劃及安全管理之責	15
經濟部(當年及歷任)	允許用經市區管線	也許並未允許，只是未知也未管理	20
中油(當年)	以油管之名申請鋪管	若以丙烯申請，並告知其危險，吳敦義也許就不會准其鋪管	20
中油(當年及歷任)	維修責任不清楚	廠商似以為由中油維護,中油也一直未要求廠商維護	15
中油(現任)	知道管線壓力下降而未處理	即使非其業務，知道了也該處理	15
捷運局(現任)	知有管線未通報	捷運局當時找出管線的目的是要避免挖到，並不知它是非法或危險，故未通報其他單位並非大過	1
工務局(歷任)	未能掌握管路位置	法制上似缺乏要求掌握管線位置的權力與職責	3
幽靈箱涵施工單位	將管線暴露箱涵中，也未告知其他單位箱涵之存在	若非管線在箱涵中，不會有此大爆炸	30
水利局(歷任)	未知幽靈箱涵之存在		5
消防局(歷任)	未知管線所在	未獲通告，但也未主動追查	3
消防局及環保單位(現任)	未能及時判定丙烯，未備研判氣體之設備	這是設備不足之過居多，該追究為何沒人想到該讓他們有相關設備	2
消防局(現任)	未能管制疏散	未知問題嚴重，不敢擾民	3
消防人員	未注意自身安全	冒死救災，有功無過	-5
吳敦義及下屬主管人員	未考慮安全而准鋪管		15
吳敦義及下屬之主管人員	鋪管未做好登記通告，以致其他單位及繼任人不知管線之存在		5
謝長廷、陳其邁、葉菊蘭、陳菊，及他們的下屬主管人員	未發現管線之存在	埋後不易再發現，責任比決定埋管的人輕	2
李長榮	未維修管線	使用者未能全推說是中油維護	15
李長榮	已知壓力下降出狀況卻仍輸送	停下來事情就會小很多	60
李長榮	已出問題未通知消防單位	若通知，可疏散人員，並做更好之處理	90
華運	已知壓力下降出狀況仍照輸送	至少後來有趕快關掉	30
受害民眾	未及時逃離	來不及，也不是故意去看熱鬧，所以沒責任	0

要住曼哈頓？攢錢！攢錢！攢錢！

要住曼哈頓？攢錢！攢錢！攢錢！

尋屋記JOYCE COHEN2014年10月08日

買家-安妮·戈萊自從不再搭乘公交車通勤後，便有了更多精力來探索這座城市了。

Linda Jaquez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安妮·戈萊(Anne Gole)2011年從紐約州北部的賓漢頓大學(Binghamton University)畢業後，就回到了老家新澤西州的特納夫萊市(Tenafly)。

於她而言，這麼做比效仿她朋友們的做法更好——他們都與室友們擠住在面積狹小，且價格昂貴的市內租賃公寓中。

戈萊是在經濟危機期間長大成人的，善於全方位地分析權衡。「這樣的生活很可怕，也就讓我有了動力，去研究一些自己感興趣的事，」她說，「當其他年輕人都在談論怎麼玩兒的時候，我在討論的是抵押貸款的利率。」

她學的是金融與創業，如今在一家大型金融服務公司工作，負責按揭證券與房地產金融。

雖然特納夫萊與曼哈頓的直線距離並不遠，「但也沒有像搭乘高空滑索一樣，能把你直接傳送到那兒，」23歲的戈萊說。由於沒有火車，她得搭乘一個小時的公交車到港務局(Port Authority)，就是為了在時代廣場(Times Square)她的那間辦公室里，一天工作12個小時。

到去年秋天即將過去的時候，她已經存夠了一筆首付款，準備去找房了。

她的預算最多為45萬美元（約合人民幣276萬元），目標是在曼哈頓東區的一棟帶門衛和電梯的安靜建築中，找一套寬敞的單間公寓或一套一居室的合作公寓。她想要一處光線充足、且有一扇窗戶面對大街的地方。「有些東西是錢能買到的，比如一間嶄新的廚房，」她說，但另外一些東西則是無法改變的——「比如，如果你的窗戶對着一堵磚牆的話。」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那就是這棟樓必須有良好的財務狀況，沒做過資產評估，戈萊說，「因為資產評估常常意味着情況不妙，」比如延期維護所造成的一些後果，或是法律訴訟什麼的。

她找到了Fenwick Keats房地產公司的一位經紀人麗塔·伍爾夫(Rita Wolf)。

「安妮很清楚自己想要什麼，」伍爾夫說，「她沒有像很多年輕人那樣，要求一定要在14街或那個範圍之內。」實際上，「不管有什麼公寓，她都想看一看，」於是伍爾夫試圖「抑制住她什麼都想嘗試一下的慾望。」

最初有一個選擇，是一套一居室公寓，在東61街一棟保存完好的戰後建築中，那裡與布盧明代爾百貨公司(Bloomingdale』s)只隔了幾條街區。這套陽光充足的公寓比戈萊預期的要小得多，是由業主親自出售的一套房產，價格約為57.4萬美元（約合人民幣352萬元）。每月維護費不到1300美元（約合人民幣7982元）。

這套單卧室的公寓有點小，而且似乎太貴了。無論如何，這還是在看房初期。

Linda Jaquez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這讓她有了考慮其它房源時的參照，」伍爾夫說，「我覺得這套公寓的要價太高了。」該公寓後來以51.8萬美元（約合人民幣318萬元）的價格售出。

距此不遠，在東63街一個被戈萊稱為「布盧明代爾東」的住宅區中，另一棟戰後合作公寓樓里有一套陽光充足的單間公寓，價格33萬美元（約合人民幣203萬元），每月維護費大約是800美元（約合人民幣4912元）。但從皇后區大橋(Queensboro Bridge)至該街區的出入口經常被堵得水泄不通。結果戈萊被堵在了路上，幾乎沒趕上看房。這樣的位置讓她打消了其它念頭，而且住進這套公寓還需要做很多工作，她並沒做好那麼多的準備。

東60幾街-一處價位更好的單間公寓，但它毗鄰一條交通繁忙的大街，這樣的地理位置成為了成交的阻礙。

Linda Jaquez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她在格萊美西區(Gramercy)稍微轉了轉，但那裡的公寓似乎都窄小昏暗，而且價格比起曼哈頓東邊那些住處，也特別地貴。「你的確能看出價格上的差距。」伍爾夫說。

回到上城區，她又看了東74街上的一棟1937年的合作公寓樓，那裡有一套大面積的單間公寓，狀況不錯，還帶一個餐廳區和一處下沉式客廳。

這套公寓處於較低的樓層，而且有個無法改善的缺陷，公寓的窗戶外面就是一堵磚牆。「旁邊挨着一棟樓，所以這不是一套帶景觀的公寓，」伍爾夫說，「他們在現有條件上已經做到了最好。這是一套非常有吸引力的公寓。」該公寓後來以34.5萬美元（約合人民幣212萬元）的市場價格售出。其維護費是每月約1100美元（約合人民幣6754元）。

東70幾街-這套位於一棟戰前建築中的大面積單間公寓得到了很高的評價，只有一個缺點無法改變：窗外的那面磚牆。

Linda Jaquez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由於每個星期天都安排了看房的事，戈萊不但灰心喪氣，而且筋疲力盡。她拒絕了外出的邀約，並告訴她的朋友們，「還有十套公寓在等着我去看呢。」

去年冬天，在一個寒冷的工作日，她走訪了「布盧明代爾東」住宅區中一棟白色磚牆的戰後建築。在那裡，她看了一套一居室公寓，面朝南，陽光充足。這套公寓的價格是42.5萬美元（約合人民幣261萬元），每月的維護費略高於1000美元（約合人民幣6140元）。

在那個時間段，許多居民都在家裡，「於是我仔細聽了聽，那個地方很安靜，」她說。樓下是一套差不多的公寓，面積稍大一些，但面朝後方。「我喜歡看到街道，」戈萊說，「因為我可以看見天空。」這棟建築沒有優先抵押，也沒有資產評估。

這就是她想要的一切。於是，她出價42.6萬美元（約合人民幣262萬元），並願意首付35%。「我想那會讓我更有競爭力。」她說。

東60幾街-這套一居室公寓符合各種要求：位置、採光、街景、門衛、電梯等等。

Linda Jaquez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的確如此。她於今年春天完成了交易，然後又花了3萬美元及幾個月的時間來做裝修，包括新鋪了地面、更換了浴室設備，並換了新的廚房電器。

當時還遇上了一些小麻煩，比如算錯了廚房瓷磚的數量，結果差點弄成兩種顏色；還有一些櫥櫃門不能關嚴。而且公寓里的陽光太強烈了，她常常得在白天合上百葉窗。

戈萊買了一張沙發床，這樣朋友們就可以來過夜。她還把房間裝修成了那種「70年代的現代風格」，就是「乾淨的純白色，並有色彩點綴其間」——大部分是粉紅色。

她還買了一張屋頂平台用的躺椅。「讓我驚喜的是，屋頂平台的門是不鎖的，所以你不會把自己反鎖在外面。」她說。

現在，她每日通勤只需搭乘20分鐘地鐵，而不是一個小時的公交車了，所以她可以多睡一會兒，人也變得更有精神了。「以前每逢周末，我連市內都不逛，」她說，「這樣的通勤方式，真的奪走了這座城市原本擁有的魅力。」但現在，她終於有工夫來享受生活了。「我留給自己的時間多了很多。」

Email: thehunt@nytimes.com

本文最初發表於2014年9月13日。
翻譯：幽竹

4成反對特赦扁 南方朔：道德法西斯的迫害

4成反對特赦扁　南方朔：道德法西斯的迫害

 

林冠妙／台北報導 2014-10-02 16:01

資深媒體人南方朔對「台灣人民對扁案的態度」民意調查結果，「百感交集，內心悲傷」。(記者林冠妙攝)

台灣太平洋發展協會今天發表「台灣人民對扁案的態度」2014全國性民意調查結果，政治評論家南方朔表示，他看過民調資料後「百感交集，內心悲傷」，他批評「道德法西斯」最厲害的國民黨，常指控對手「道德犯罪」，以創造強大的「政治正確」，製造國人皆曰可殺的道德張力，只要幫忙講話者，就是道德犯罪的同路人，他認為扁案和王金平的案子，都是類似的價值觀，痛批「最不道德的人用道德整人」。

民調顯示，關於特赦前總統陳水扁的問題，45.4%贊成，42%不贊成，而是否讓陳前總統居家療養，63.7%贊成，23.0%反對，雖然支持特赦者略高於反對者，但南方朔對此結果仍「百感交集，內心悲傷」。

南方朔批評，中國文化中很糟糕的一點就是「道德法西斯」，常以道德整人，指控對手「道德犯罪」，以創造強大的「政治正確」，凡是幫忙講話的人，就成了道德犯罪的同路人，國民黨就是道德法西斯最厲害的政黨，這也是台灣存在很廣泛的重要問題。

立法院長王金平的案子，2次都判無罪，可是去年9月案發時是舉國譁然，遭控涉嫌關說，國人皆曰殺，社會充滿了該殺的氣氛，當時他就說這是「道德法西斯」的案子，是「最不道德的人用道德口號去整人」，他認為扁案和王金平的案子，有相當程度價值觀上的類以性，當初海角7億發生時，國人皆曰可殺，造成強大的道德張力，這個價值影響了台灣社會的老百姓，到今天為止，偏藍的人，還是認為阿扁該殺，最好關到死為止。

南方朔說，看到民調的很多數據，他是很悲傷的，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人犯了錯，事情過去了，心情平靜下來，能夠原諒就原諒，能不處罰就不處罰，這是基本人性，對不是很嚴重傷天害理的事，時間久了，能夠寬大的處理，且扁案沒有造成國家動盪，也沒有重大後遺症，但從這份數據看來，很多台灣人不寬大，真的要把阿扁關到死為止，國民黨用道德法西斯教化群眾，群眾也變得很兇狠，非把人追殺到死不放手，縱使馬英九發現不對，認為應該特赦阿扁，他也不敢，因深藍的會出來批評馬。

南方朔表示，民進黨人對自己同志被惡整了10幾年，大概也於心不忍，但民進黨人對扁案關切程度很差，不是他們沒有良心，而是害怕、不敢、沒有膽替阿扁講話，因會立刻被打成是貪腐集團的餘孽，幫貪腐集團講話，會出現新一波的政治正確，所以惦惦不講話。

南方朔感嘆，台灣人一向很有人情味，但他看了民調後，覺得台灣人性很差，面對扁案這樣的重大案件，以及社會未來的發展，處理的亂七八遭，而且喚起人性最卑劣的部分，台灣為什麼變成這個樣子？這又回到他先前講的「道德法西斯」問題，當年的東廠、西廠，就是統治者利用特務，搜集別人的道德黑資料，然後再鬥臭別人，這是中國政治、文化最糟糕的元素，而台灣近年來，已充分將這元素發揚光大。

南方朔進一步指出，若不根除「道德法西斯」，透過道德整人形成強大的政治正確的壓力，法官也怕，知識份子也怕，「政治正確」是全世界最可怕的政治動作，扁案，王金平案背後，都有這種因素存在，台灣人被道德法西斯洗腦太久了，這份民調報告他最大的感受是，「道德法西斯」在台灣造成的迫害。

有人對南方朔說，再過幾年，應把姓馬的關到阿扁那個房間，關到死為止，「一個社會關死人家，人家關死你，這樣關來關去，沒完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