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的歷史評價和未來走向是意識形態領域中一個最有爭議的話題，而公平與效率更是經濟學幾百年曆史中的一個經典話題，任何與這些話題相關的討論都會成為人們的關注焦點。
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克迪的新書《21世紀的資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以下簡稱《資本》）出版以後，引起全世界範圍內的廣泛討論與爭議。該書的法文原著出版於2013年8月， 英文版出版於2014年3月，目前已有十多個語種的版權被迅速買斷。不經意間，皮克迪這部純學術大部頭著作中的觀點成了大家爭相討論的焦點。
現實的情況是，目前全球主要國家的貧富差距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這已經引起公眾對貧富分化、階級對立和社會動蕩的擔憂，社會輿論也對此進行了許多激烈的爭論。我們將以經濟學家的視角來客觀審視該書基本內容和背後的邏輯故事，以及它所引發對中國貧富差距問題的思考。
一、基本分析思路和方法
在《資本》中，皮克迪並沒有使用較為複雜的計量模型或現代經濟學的數理方法，他只是藉助於長期的歷史數據，通過較為簡單的統計分析，給我們描繪了西方國家財富集中和分配的變化趨勢。該書的分析方法雖然簡單，但是其立意非常新穎；雖然沒有復雜的計量模型，但是其理論邏輯和分析結構卻非常清晰。
《資本》的理論基礎或基本出發點是兩個經濟變量和三個等式。第一個經濟變量是資本產出比，第二個經濟變量是國民收入中的資本所得份額。資本產出比（β）是指資本總量（K）與國民總收入（Y）之比，用等式表示為：β=K/Y。需要注意的是這裡的資本是指資本存量，而不是當年投資形成的資本量。國民收入中的資本所得份額或者資本收益佔國民收入的比重（α），可以表示為資本產出比（β）乘以資本收益率（r），用等式表示為：α=rβ。在一個穩定體系中，資本產出比（β）又等於儲蓄率（s) 除以經濟增長率（g），用等式表示為：β=s/g。這意味著在儲蓄率一定的情況下，當經濟下滑時資本產出比（β）就會出現上升，而資本產出比（β）的上升會導致資本收益佔國民收入的比重（α）和勞動報酬份額的下降。
在上述等式的基礎上，皮克迪進一步推導出：r/g=α/s，即資本收益率與經濟增長率之比等於資本所得份額除以儲蓄率。之後，所有的分析思路都是圍繞著資本收益率與經濟增長率之比r/g這一指標來展開。如果r/g>1，那麼資本收益率就大於經濟增長率，這樣資本持有者的收入增長就高於普通民眾的收入增長速度，從而社會總體的貧富差距就會持續擴大。
當然，過去三個世紀主要發達國家經濟發展史的事實也正是如此。皮克迪根據全球二十多個主要發達國家的大約三百年數據，描繪出了各個國家資本年收益率和年經濟增長率的變化趨勢，從中發現，除了1914-1970年期間外，全球主要國家的資本收益率一直穩定地保持在4%~5%，而經濟增長率卻不到2%。在1987-2013年間，在扣除通脹因素之後，全球的財富水平以年均2.1%的速度在遞增，而收入水平的年增長率卻只有1.4%。皮克迪與其合作者在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Capital is Back： Wealth-Income Ratios in Rich Countries 1700-2010）中則發現，英、法、美、德四國的平均財產收入比，從1700年的200%~300%增長到2010年的400%~600%。
所以說，如果資本年回報率持續大於經濟增長率並成為常態，那麼資本在社會中的支配地位就會愈發明顯，而勞動報酬的份額則會穩定地下降。由此，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就會持續上升，因為資本利潤和其他財產性收入的增長快於工資收入的增長，而工資收入恰恰是大多數人的主要生活來源。
當然，在理論層面，也有一些經濟學家質疑r/g>1是否會穩定地成立。尤其是，隨著經濟發展和資本存量的提高，資本收益率r會在邊際遞減規律的約束下出現穩定的下降趨勢，從而有可能r/g在某個時點後出現小於1的情況。對於這種質疑，我們認為該論點的首要前提是，是否真的會在任何情況下出現邊際遞減。其次，這種論斷沒有考慮經濟增長率和人口膨脹率穩定下滑的事實，從而r/g還會保持穩定大於1的趨勢。再次，隨著經濟的發展和資本市場的進一步完善，資本的回報率只會變得更高，這也會在很大程度上抵消邊際遞減的自然法則。最後，資本回報邊際遞減的速度如何、這種拐點在何時出現，還並不清楚，至少在皮克迪收集資料的20多個國家裡，從1790年到2013年的200多年曆史中還不曾穩定地出現過（1914-1970年中的r/g<1是經濟增長率g加速和人口快速膨脹導致的），甚至在2013年之後的一百年也不會出現。因為從過去兩百多年的資本收益變化情況來看，資本收益率相對穩定增長。而縱然按極少數年份出現的資本收益率r縮小的速度來看，真正要讓r/g達到或小於1至少也得一百年以上，而這還需要假設經濟增長率g保持不變或持續擴大才有可能實現。
雖然，未來一百年之後的r/g究竟會朝何種方向變化，誰也不敢肯定。但至少我們確定的是，在皮克迪所蒐集樣本範圍內的r/g是穩定地大於1的，因此基於過去實際數據來建立基礎並解釋過去的歷史事實是沒有問題的。
二、數據的真實性
由財產分類標準含糊和缺乏充分信息導致了核算難題，財產或財富的分配狀況歷來是收入分配領域中最具挑戰性的話題。因此，皮克迪創造性地利用各國的稅收數據尤其是房產稅和遺產稅等，來進行調整，從而獲得了比較準確而又完整的財產和收入數據，特別是補充了關於社會精英的財富數據。從而，皮克迪的著作具備了非常長的時間序列數據，包括約三百年的各國面板數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歐美等眾多國家指標定義的協調問題。僅此一點，皮克迪的工作不僅繁雜艱辛，而且嚴謹和富有成效。當然，少數經濟學家對其早期數據的推斷方式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質疑，認為在變量信息有限的條件下對少數國家1850年前的資本收益率估算，存在標準不統一的問題。
我們的觀點是，首先，在指標信息嚴重缺乏的情況下，採用同類指標進行推斷的方法是唯一可用的備選項，僅以此點來批評這種研究方法是沒有道理的。其次，縱然直接去掉1850年前的所有數據信息，也依然不會對研究結論產生任何實質性的影響。因為從資本產出比的角度來看，資本收益率高於經濟增長率的事實是顯著清晰的。
在歷史數據的基礎上，皮克迪對傳統的收入分配研究作了深層次的延伸。傳統上，所有關於收入分配的研究和認識實際上都來自於家庭問卷數據的調查，藉以對當前的收入差距來源和結構進行剖析。然而，皮克迪的研究再次向我們展現了歷史事實研究的可貴性。一方面，它從一國幾百年貧富差距的演化過程中提煉、總結出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事實，由此從數據事實中揭示資本主義貧富差距的基本變化規律；另一方面，歷史中所有國家同期的貧富差距事實，被進一步用來比較分析資本主義的百年變遷，並成為構建貧富差距理論的重要基石。而這一切都源於相當長時段內的嚴謹的歷史數據。
皮克迪的研究通篇只用資本收入比的概念來詮釋全球貧富差距的三百年變遷，尤其是從資本收入比的概念出發，向我們揭示了資本和收入差距、財產和收入分配的關係問題，由此描述了資本主義的長期發展趨勢。然而，以往的收入分配研究從經驗實證主義開始，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對這個問題的長期考察。因此，皮克迪的新書再次讓我們領略和意識到財產分配和收入分配關係的重要性，尤其是其在解釋財富精英或高收入群體持續高漲的收入份額問題上更是如此。
而在分析過程中，皮克迪的研究也一直非常強調巨富人群的演化過程。根據全球財產差距的三百年曆史，往往1%人群都佔有20%以上的社會總財富，或最高10%人群擁有60%~90%的財富，因此最富有1%至10%人群的財產增值過程尤其值得關注。正因為如此，在整本書的邏輯結構中，皮克迪始終把最富有的1%~10%人群作為分析的核心，由此才給我們揭開了資本主義歷史發展的真實面紗。
三、對正統觀念的挑戰
（一）誠實勞動能否改變命運？
從歷史長河的角度，皮克迪分析了最富的0.5%、1%和5%人群的收入來源情況。他發現，真正通過誠實勞動而進入高收入行列的人群在統計意義上並不存在，唯一的可能是來自於資本的利潤或投資所得，因此沒有極高的財產存量就不可能獲得極高的收入水平。
而且，皮克迪的研究進一步發現，巨高的財富水平只有兩種來源，一是來自於上一代的遺產所得，二是來自於統計上不可能發生的隨機偶然所得。當然，唯一的例外是，上一輩通過辛勤勞動或創業成功而獲得較高的收入之後，後一代通過進一步在資本市場獲得巨額回報才有可能進入高收入行列。然而，僅在一代人的時間內就指望通過高工資從而成為真正富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說，當前巨高的財富水平只有遺產所得和“上帝”隨機給予所得兩種可能，“通過勞動、努力和才能去獲得（經濟上）巨大成功的年代”已不復存在。
因此，皮克迪指出：“我們正在倒退回承襲制資本主義的年代，在這樣的製度下，經濟的製高點不僅由財富決定，還由承襲的財富決定，因而出身的重要性要遠遠高於後天的努力和才能。”而且，可被承襲的資本收入超出了工資收入，財富支配著工作，這便是承襲制資本主義的本質所在。從這個角度來說，資本主義社會的階層已經被固化，一般階層已經很難獲得向上流動的機會，而社會流動及其代際之間流動的降低無疑會帶來社會活力的下降及其社會階層矛盾的激化。
（二）庫茨涅茲曲線是否存在？
在19世紀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的年代，西方社會關注的焦點是資本主義的長期演變趨勢，及是否會出現另一種社會制度取而代之等意識形態問題。與這種意識形態論爭相呼應的是收入分配研究領域中功能性收入分配（function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的研究範式。在這一範式下，資本、土地和勞動都是生產要素，都具有生成收入的功能，一個社會收入分配問題的研究重點應該是考察全社會國民收入在三種生產要素之間如何分配的。馬克思經濟學中的收入分配理論不僅論證勞動要素是社會國民收入的唯一源泉，資本和土地的收入都是來自於對勞動創造的社會財富的佔有，而且闡述了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佔有的社會收入的份額會不斷上升，因為社會生產方式會不斷資本集約化，即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而勞動得到的社會收入份額則不斷下降，整個社會的兩極分化就會不可避免。
然而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經濟學的研究範式發生了重大改變。功能性收入分配的研究範式逐步地讓位於規模性收入分配（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income）的研究範式。該範式首先是把一個社會中每個家庭或個人看作獲得收入的個體，然後考察個體之間收入差距的大小或者收入分配的均等化程度。在現代經濟學研究文獻中，這一研究範式的研究文獻主導著收入分配問題的研究，而對一個國家或多個國家收入差距狀況和原因的經驗分析，則是這一研究領域的重中之重。
而在規模性收入分配研究範式中，最為典型的案例則要算庫茨涅茲“倒U形”假說（編註：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庫茨涅茲於上世紀五十年代提出）了。這個假說認為，在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收入差距是比較小的，隨著經濟發展和增長，收入差距開始擴大，但是到了一定發展階段後收入差距開始縮小。這樣，收入差距會隨著經濟發展呈現出一種先擴大、後縮小的“倒U形”的變化軌跡。
庫茨涅茲“倒U形”假說可以說是對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西方國家收入分配格局變化的一種實證描述，但是八十年代後西方國家普遍出現的收入差距擴大的事實，則是這一假說無法解釋的。更重要的是，庫茨涅茲“倒U形”假說過多地強調了發展階段對收入差距變化的影響作用，卻輕視了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影響作用，而後來的研究文獻卻顯示，導致上世紀1930-197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收入差距呈現不斷下降趨勢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社會福利政策和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實施。也正是這些政策的作用，西方發達國家同時出現瞭如皮克迪所描繪的，資本收入比（β=K/Y）和國民收入中資本收入份額不斷下降而勞動收入份額不斷上升的情況。然而，這種情況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發生了根本逆轉，資本重新回到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支配地位，資本收入份額不斷提升，與此相對，反差的是勞動報酬份額的不斷下降。
而且，皮克迪的研究發現，1914-1970年是資本主義過去三百年中唯一財富差距縮小的階段，而在其他任何時期都經歷了一個穩定擴大的過程，而且在進入21世紀之後，這個擴大趨勢愈發明顯和急速。由此，從一個更長時期來看，資本主義的財富差距實際上經歷了一個正U形的變化軌跡，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財富存量的提高，貧富差距反而是繼續擴大了，甚至在21世紀，貧富差距的程度有可能達到或超過19世紀的最高水平。而且，從更長的歷史時期來看，貧富差距的縮小純粹是因為戰爭和政府政策強力作用的結果，資本主義真正的常態卻是貧富差距會持續拉大。這對過去幾十年流行的庫茨涅茲“倒U形”論斷提出了極大的挑戰。
（三）社會地位世襲傳承製再度出現？
皮克迪認為，在資本主義的過往歷史中，歷來有一個經濟社會地位世襲傳承的事實，只是在不同的時期呈現不同的表現形式。在19世紀前，這種世襲傳承比較徹底，貴族、王室和帝王的世襲制度直接決定了貧富差距的代代相傳。之後，資本主義逐漸引入了民主化的市場體制，然而由於市場經濟充分激發了資本要素的活力，從而在三百多年的資本主義發展史中，市場手段使得財富地位薪火相傳。只是在1914年之後，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逐漸瓦解和削弱了資本主義的資本存量基礎，工會運動、反戰措施和人口的快速增長則進一步削弱了資本的擴張性，從而資本回報比率經歷了約六十年的緩慢下降，貴族地位的代際傳遞也稍有弱化。然而，當資本的活力得以保存和充分展現之後，資本的貪婪和缺乏限制等特點再次迸發，在缺乏強力的財富再分配調節政策的背景下，再一次鑄就了新時代下的資本貴族制度，資本主義的代際流動性也再次固化。
平均來看，根據皮克迪的數據，上一代遺產佔當期財產總量的比率從1914-1970年代的5%上升到當前的20%左右，只離19世紀中期最高的25%相差無幾。甚至在號稱實行社會民主主義的現代英國、法國和德國，目前社會總資源中仍然有超過23%的比例是來自於遺產，這與百年前的舊歐洲大致相當。所以，皮克迪說1914-1970年代財富的代際傳遞效應的下降只是一個偶然現象，真正的資本主義常態是持續穩定的資本和財富的世襲傳承，這最終會讓民主社會根本無法正常運轉。
（四）改寫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
可以說，皮克迪的這部著作對過去半個多世紀的宏觀經濟學的基礎也提出了挑戰。現代新古典經濟學尤其強調勞動、資本和技術的積累，特別是“卡爾多事實”（編註：英國經濟學家尼古拉斯·卡爾多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提出）所假設的長期資本產出比和資本勞動比在增長過程中始終保持不變，這樣就會達到經濟增長中的穩態均衡。然而，皮克迪提供的歷史事實卻表明，資本勞動比和資本收入比不但在短期內波動很大，甚至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都能遠遠偏離均衡水平，這就使得資本擁有者的資本收入比越來越高，從而富者越富，窮者越窮，到最後窮人只能獲得極少的財富份額。
同時，在經濟增長和財富分配的框架下，皮克迪仔細分析了資本增值和其他所有要素回報率的動態競爭關係，發現1914-1970年代期間資本收益率低於產出率的事實，在歷史長河中只是一個很少的例外，在1970年代之後的絕大部分時期內，資產收益率都會穩定地遠高於經濟增長率。從而他的研究認為，在進入21世紀之後，資本收益率在與勞動回報率的競爭中完全勝出，從而卡爾多事實和哈羅德模型（編註：英國經濟學家羅伊·哈羅德於上世紀四十年代提出）所假設的穩定資本勞動比不復存在。從這個角度來說，新古典經濟學的最基本假設需要重述，主流宏觀經濟學的微觀理論基礎也需要再次調整。
四、資本主義的未來
皮克迪提供的數據表明，1914-1970年間的資本回報下降，僅僅是因為兩次世界大戰、嚴重的經濟衰退和高稅率侵蝕了資本的報酬，同時加上人口的快速增長和技術的飛速進步，從而經濟產出率高於資本收益率。而在其他時期內，資本在生產要素收益爭奪中基本上處於完胜狀態，從而財富的回報率越來越高於實際產出的增長率，而且加上近年來的人口老齡化加速和技術進步放緩之後，更加加劇和強化了這一分配格局。而且，如果資本收益率穩定地高於勞動份額，那麼資本主義貧富差距的持續拉大就不可避免，甚至過去一直強調的通過發展教育以縮小收入差距和減弱財富的代際傳遞的政策主張，也許會變得不那麼奏效，因為教育所能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終究無法超越資本收益率。
這樣看來，當前一些資本主義國家試圖通過教育、醫療和社會福利等來提高公平的做法，在阻止資本主義的社會分配不均問題上所起的作用會大打折扣。果真如此，資本主義還能看到未來麼？
當然，既然問題的根源在於資本追求利潤的天性和其高回報率，那麼解決問題的根本出路就在於平衡資本和勞動的回報水平。因此，皮克迪開出的政策藥方是，必須對異常集聚的財富水平徵收較高的財富稅，從而保持資本所得與勞動回報的相對平衡。所以，一個顯而易見的政策啟示就是從遺產稅、不動產轉讓稅、贈與稅等角度對社會的財富進行強力調節。
因此，皮克迪開出的政策藥方就集中在對資本的貪婪性加以政策約束方面，如對資本回報徵收年0.1%至10%不等的累進稅率，或對超過50萬美元以上的收入徵收80%的懲罰性資本保有稅。如此激進而又駭人聽聞的政策建議顯然會激怒所有的富人，甚至連皮克迪自己也承認在政治上並不可行，因為資本主義的財富精英寧願看到這個系統走向自我崩潰，也不願自己做出巨大的犧牲。
如此說來，西方資本主義難道除了不斷滑向黑暗的深淵之外，就沒有更好的政策選擇麼？至少，皮克迪並沒有給我們開出一劑為社會各方都能接受的藥方。
五、對中國的啟示
《資本》一書在國內之所以產生如此大的反響，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們擔憂中國是否會出現皮克迪所描繪的情形。幾乎與1980年代西方國家收入差距開始擴大同時，中國收入差距也出現了不斷擴大的趨勢。雖然官方的數據顯示收入差距上升的勢頭有所遏制，但是徘徊在高水平上的收入差距遠超過了人們可以接受的水平，加上部分收入差距來自於社會難以容忍的不公平因素如腐敗、壟斷和製度歧視，更加重了社會對現行收入分配結果的不滿。
如果按照《資本》一書中的幾個指標來衡量，中國的資本積累和集中方面的一些特點與皮克迪描述的西方社會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
首先，中國的資本收入比（β=K/Y）至少在過去近二十年中也有不斷上升的趨勢，雖然我們還缺少準確的數據表明它現在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這種判斷的主要依據是中國經濟的長期高投資率。眾所周知，在過去相當長時間內，中國高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在帶來高速經濟增長的同時，也提高了資本積累率，提高了資本收入比。只是，與皮克迪所描繪的西方社會不同的是，中國的資本總量中，國有資本佔有相當大的份額，它對收入分配和財富分佈的影響會以不同的形式出現。
其次，與皮克迪描述的西方社會相同的是，在過去近二十年中中國國民收入中勞動報酬的份額也出現了持續下降的情形。不同的只是，中國勞動報酬份額的下降並非完全歸因於資本報酬份額的上升，因為還有政府部門收入份額的增加。
再次，現在中國的財產分佈差距正在逼近西方國家，甚至超出了部分歐洲國家。根據我們的最新研究，現在中國居民財產分佈的基尼係數已超過了0.7，最富的10%人群佔有的財產總量已超過了60%，而最窮的10%人群的財產份額卻不足1% 。與西方國家有所不同的是， 由於中國財產分佈差距的急劇擴大是在很短時期內發生的，它通過遺產繼承所產生的財富的代際傳遞效應還沒有充分顯現出來。當然，它在未來時期會顯示出更大的效應。
最後，與西方國家過去長期的低經濟增長率相比，中國在過去30多年中保持著高經濟增長率，無疑會部分地抵消由收入和財產差距擴大所帶來的一些負面影響。在高速經濟增長的背景下，大批的貧困人群擺脫了貧困狀態，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雖然其增長速度慢於高收入人群，但是仍持續增加。這也是中國社會在收入和財富差距快速擴大的同時可以保持社會相對穩定的一個重要原因所在。
當然，這並不能成為我們可以容忍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問題持續惡化的理由。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防患於未然，及時消除一切潛在危險的因素，從而保持經濟的高速增長和社會的長期穩定。這也許是我們從《資本》中得到的一個最有意義的啟示。
（李實：北京師範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萬海遠：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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